《這一代》創刊詞：寫在創刊號的前面

這一代，已經獲得了這樣多的名號：受傷的，迷惘的，被耽誤的，思索的，戰鬥的；眾說紛紜，不一而足。然而，歷史——嚴峻的歷史已經找到了一個光輝的日子為他們命名。真的，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四‧五”這一天，我們的子孫後代談起這一代，將會說：“他們交了白卷！”一張只代表恥辱的白卷，遮掩了這一代人堅毅的面容……
這一代，有他們自己的生活道路：睜開眼就看見五星紅旗，從小就呼吸著新中國的空氣。可是，真理本身並不能代替對真理的探索，何況真理還在向前發展（伴隨著一千個謬誤和虛幻！）於是，有長征隊的旗職，語錄本的海洋，直到高音喇叭，長矛藤帽，直到從西雙版納到大興安嶺，從五指山下到天山南北，那風裡雨裡倔強的身影，泥裡水裡紛亂的腳印。
這一代，有他們自己的感情：希望，追求、幻滅、迷亂、失望甚至絕望，痛苦和歡樂，愛情和仇恨——脈膊與人民的心跳相通，呼吸共和國的胸膛起伏！有狂風暴雨，電閃雷鳴，也有霞飛日出、白雲拂天，有大海咆哮、洶湧澎湃，也有潺潺清泉，如泣如訴……
於是，這一代有了他們神聖的使命：他們是千百年來多少志士仁人為之奮鬥不息事業的繼承者，他們是史無前例的社會動盪的見證人，他們是走向二十一世紀絢麗未來的浩蕩新軍。
於是，這一代有了他們嶄新的文學：真實地寫出自己對生活的思考和理解，通過藝術形象去追求真理，去喚醒人們的信念、意志和尊嚴，歌唱真、善、美，鞭撻假、惡、醜。而在藝術上決不屈服於任何“最新定制的創作規格”，決不停止對新的藝術風格、藝術方法的追求和探索。
於是，十三個大學中文系、新聞系的同學們，用輪流主編的方式，聯合創辦了這樣一個文藝雜誌。我們不敢妄稱為這一代的代表，正如這裡的作品不敢妄稱為這一代的代表作一般。但是，滴水映蘭天，寸草閃春暉。我們的習作將唱出這一代人以及和他們聯繫著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將描繪出這一代人以及他們所嚮往和投身的事業的風貌，也將在這一代對藝術世界的探索中留下自己的腳印……
十三校《這一代》創刊協商會全體代表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於北京

出處：原載於1979年11月《這一代》第1期，署名：十三校《這一代》創刊協商會全體代表，作者：黃子平、蘇煒。

附：告讀者書

由於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單位突然停印，這本學生文藝習作刊物只能這樣殘缺不全地與讀者見面了。
我們慚愧。怎麼對得起天南海北交款預定的讀者？怎麼對得起熱情關注並鼓勵我們的有關領導及文藝界老前輩？怎麼對得起作品未能刊出的作者、譯者？
我們又無愧。我們流了汗水出了力，不，還是這樣說吧：我們獻出了自己的心！在目前的條件下，也許不可能爭取到更好的結果了。
五個月來心力交瘁，使我們成熟了一點。每個讀者接到這本刊物時，也會成熟一些吧？
是的，《這一代》創刊號的殘缺決不意味著這一代的殘廢！

出處：原載於1979年11月《這一代》第1期，署名：《這一代》創刊號執行編輯《珞珈山》編輯部。

《這一代》簡介：

《這一代》（季刊）於1979年11月創刊，十三個大學用輪流主編的方式，聯合創辦的一個文藝雜誌，分兩種版本：黑色封面版本，白色封面版本。這本雜誌，只出了一期卻因政治的壓力，夭折了。創刊號的執行編輯：武漢大學中文系《珞珈山》編輯部。

十三所大學及其刊物：

1、中山大學中文系《紅豆》；

2、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大學生》；

3、北京大學中文系《早晨》；

4、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秋實》；

5、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初航》；

6、西北大學中文系《希望》；

7、吉林大學中文系《紅葉》；

8、武漢大學中文系《珞珈山》；

9、杭州大學中文系《揚帆》；

10、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我們》；

11、南開大學中文系《南開園》；

12、南京大學中文系《耕耘》；

13、貴州大學中文系《春泥》。

《國史館學術集刊》創刊辭

邁入新世紀的國史館展現有別於過往的風貌，一方面加速典藏檔案的開放利用，積極整理戰後的臺灣史料，另一方面也擴大對民間史料的徵集，加強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的交流。今年6月，《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三十期終於改版出刊，顯示國史館加強與社會互動、更接近臺灣人民與土地、館務發展多元化活潑的氣象，接著《國史館學術集刊》於12月創刊，則強化國史館在學術發展領域中應扮演提升和推動的角色；兩種期刊，兩種性質，正標示著國史館未來發展的走向。
國史館掌理纂修國史事宜，且為國家重要的史料典藏機構，為倡導近、現代史研究與刊佈所保存的珍貴史料，曾在1947年12月創刊《國史館館刊》，續於1948年3月出版1卷2號，8月出版第3號，11月出版第4號，至1949年1月出版第2卷第1號，前後共5期，旋因時局混亂而停刊。1957年6月，本館在台複館，百廢待興，未遑計及復刊事宜。但為了推廣國史研究、介紹館藏重要史料，以及報導本館工作給社會各界，長期以來館內同仁咸認應該恢復館刊發行，而於1987年元月正式復刊。
復刊之後《國史館館刊》，每半年出版1期，至2001年6月，計出版30期，就其類目分，有演講、論著、專書、國史擬傳、碑傳備采、書評、史料介紹、憶往、歷史見證、選著選譯、檔案防護、檔案管理、學術通訊、館務報導等項。近年來有關近、現代史研究水準逐漸提升，為了加強與國內外學術社群的互動交流，提升國史館應有的學術地位，本館同仁認為，有別創一本具有學術性研究刊物的必要。同時，本館在兩、三年前即有意將《國史館館刊》改版，並另創學術集刊，乃計畫將原本發表在《國史館館刊》的專著另行分出，創立《國史館學術集刊》。
顧名思義，《國史館學術集刊》強調以嚴謹的學術態度，來研究、撰寫歷史；在稿件審查上，則采嚴格而公正的方式。本刊采橫式編排，以配合時下一般論文寫作格式，並簡化排版作業；除了提供本館同仁發表個人研究成果外，也竭誠歡迎歷史、社會、人文等各學術界先進賢達提供作品。不論是內稿或外稿，在審查標準上絕無不同標準，希望由此提升本館同仁研究水準，並達到與館外學者、專家廣泛交流的目的。
國史館是國家最高史政機關，擔負著推廣國史研究、保存史料、發展學術的任務，除此之外，更應該掌握時代脈動，編輯撰寫當代意義的書籍和論文，留下歷史記錄和觀點。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初，《國史館學術集刊》正式創刊，不只對本館學術研究和未來發展具有指標性意義，更希望在近、現代史研究領域中，能提供學界、文化界人士發表的園地，為樹立臺灣史學研究典範而共同努力！

出處：原載於2001年12月1日《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期，署名：張炎憲。

附：《國史館館刊》復刊辭

國史館為研究史學及國史上各項實際事例，並集當代名家之史料著述，特編印《國史館館刊》（季刊）。創刊號於民國36年12月出版，續於37年3月出版第1卷第2號，8月出版第3號，11月出版第4號。38年1月出版第2卷第1號。以後因國事混亂，本館播遷，不得不暫時停刊。
先是，民國36年4月25日，本館舉行纂修人員第一次座談會，顧纂修頡剛提議創辦一研究近代百年史之刊物，以供國人閱讀。張館長溥泉表示贊同，即推定柳詒徴、汪辟疆、顧頡剛、汪東諸位纂修，籌畫編印事宜。其後組成館刊編輯委員會，由但副館長燾擔任主任委員；實際編輯工作，第一卷由汪纂修辟疆負責，第二卷改成柳纂修詒徴負責；一般事務由馬協修騄程負責。館刊內容分為論著、專論、國史擬傳、碑傳備采、文藝、館務、附錄等七類，執筆人有但燾、柳詒徴、顧頡剛、金毓黻、汪辟疆、劉成禺，夏敬觀、冒鶴亭諸位先生，都是國內知名的史學家，選輯的論文精闢、史料珍貴。所以創刊以來，暢銷國內外，史學界人士多來函獎譽。回想那兩年受時局影響，物價飛漲，紙張供應和印刷方面都感到萬分困難。而執事諸先生協力共謀，勉強出版了5期，表現其盡瘁史事的苦心。
民國46年6月，本館在臺灣複館，百舉待興，自未遑計及館刊之復刊事宜。上年，本館同仁認為加強國史研究、溝通館內外之修史意見、介紹重要史料、報導本館工作等，實有恢復館刊之必要。乃將“館刊編印”一項，列入76年底計畫及預算，並即擬訂《國史館館刊編印辦法》，聘請遲景德、賴暋、張明凱、洪桂己、路守常、朱重聖、陳孟堅諸先生為編輯委員，並聘朱重聖先生為主任編輯，蔣武雄、方志強、何智霖諸先生與崔若璇、董新華小姐為助理編輯，積極籌畫徵稿及編印事宜。復刊後的館刊，以半年出版一期為原則。內容較前略有增減，分為論著、專著、國史擬傳、碑傳備采、書評選載、史料選載、學術簡訊、館務報導及其它等九類。凡今人有關史學、史法、史評、史觀之論著、專著，以及清季以來私家專載筆記之有資史料者，新書評介之有助徴校者，國內外學術活動之裨中國史研究者，皆在擇優刊載之列。根據最新“出版年鑒”的統計，目前國內歷史雜誌有54種，歷史學刊有22種。已有如此多的歷史刊物，則本刊的復刊，僅是在總數上增加了一種，實是無足輕重。但本館同仁希望本刊內容要有特色，確能使讀者閱後獲得一些新的東西——新的意見、新的史料、新訊聞。這是本刊的編輯目標，雖然不易做到，但我們願意努力以赴。希望諸位史學家、各界人士、讀者，多多賜指教和支持。
本刊復刊號在形式上雖較前略有不同，但編輯原則仍本過去的一貫精神。查創刊號載民國37年12月15日下午舉行第一次館刊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開會時，張館長親臨指導致詞，說明本館纂修國史，應堅守三民主義的立場，並指示本館所載史傳的原則。當晚七時半，他還以電話詢問但副館長關於館刊會議之事，指授編刊義例，尤嚴正統、閏統之分。不幸當夜張館長即病發，不及醫治而逝世。他正是“畢生事業，晚矢歸宿於國史”（見張館長事略）的志士仁人。復刊後的封面題名，仍用張館長的遺墨，以表示對他的崇敬與懷念，並肯定他對纂修國史指示之傳承。

出處：原載於1987年1月1日《國史館館刊》復刊號第1期，署名：朱匯森。

《國史館學術集刊》簡介：

國史館為鼓勵研究國史，並保存史料，呈現學術界動態及館務，特編印《國史館館刊》（季刊），於1947年12月在南京創刊(無創刊辭），前後出版5期，旋因時局動盪而暫時停刊。1957年在台複館後，為賡續加強國史研究，於1987年1月發行復刊（半年刊），內容涵蓋論著、專著、國史擬傳、碑傳備采、書評選載、史料選載、學術簡訊、館務報導等。2001年6月自30期起改版為橫式，刊載館務報導、史料介紹、國史擬傳、碑傳備采、學術通訊等，俾能呈現館務多元發展，加強與社會互動；學術論文、書評則改刊載于《國史館學術集刊》（2001年12月1日始，發行《國史館學術集刊》，為國史館代表性之學術研究刊物。自第1期至第6期為半年刊，第7期起改為季刊，發行至2008年12月，共18期），後為加強國史研究之傳統，自2009年3月起，複將《國史館學術集刊》改回原《國史館館刊》，並接期號，自第19期起繼續以學術季刊形式發行至今。
《國史館館刊》網址：https://www.drnh.gov.tw/p/412-1003-212.php?Lang=zh-tw

《國史館學術集刊》網址：https://www.drnh.gov.tw/p/412-1003-213.php?Lang=zh-tw

《人間思想》發刊辭

在這個代工之島上，難道連知識生產也非得只是代工不可嗎？

長期以來，我們的人文社會知識是在一種前提自明、太自明的狀況下量產。我們無意識地關閉了對知識生產所需的前提的反思，從而無意識地按照一種“普世的”規範與方法生產知識。於是，那需要經常被提上檯面進行反思辯難的“前提”，就變成了“常規”。在“常規”之下，知識生產者的自我確鑿、目的明確、方法因襲、語言熟爛；一切皆在一種慣常中順流而下。但是，這個所謂的“常”，恰恰是一赤裸裸的不正常——天下皆曰常之為常，斯不常矣！它遠遠不是什麼世間常道，而是在一特定時空下，對我們的意識進行銘刻，對我們的精神進行殖民的全球知識霸權。於是，我們的知識生產竟而取得了一種與我們知識分子菁英意識與自由習氣理應水火不容的機械生產時代流水線特質。西方各種流派的名詞概念不停地被翻譯成中文，組裝為各派反抗行動的套件，再貼上臺灣主體性的商標，於是就成為各派所標榜的進步知識品牌。憑依著它們，某種“代理人戰爭”一直在這個島嶼上樂此不疲地持續著。

這樣的一種常態知識活動，雖然貌似“安身立命”，但其實可能只是機械性地對勞動與生命的佔有；雖然貌似“自由”，但畢竟是一個諷刺的自由——條條大路只能通羅馬。於是，知識人雖然決眥攘臂，奮聲“批判”，但所謂批判似乎也只能是現代性價值共識之下的茶杯風波。於是，知識人雖然不敢或忘“現實介入”，但“現實”早已被他們的知識之“常”劃地為牢了。“現實”，於是只是目的地（即，作為歷史終點站的“現代性”），以及朝向目的地前進的朝貢千帆（所謂“發展中”），之外，則是猿猴、熊羆、洪荒、古跡、傳說、落後、伊斯蘭、亞細亞——那一片現代性北斗光暈之外猶待啟蒙的黑暗之心。

該是對這樣的“學習”，停、看、聽、思的時候了。只思想不學習，固然也將會有危險，但一頭栽進一種學習而不思想，那將註定無謂，而將只是知識分子圈的知識遊戲而已。“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千年後，其響若鐘。

“思想”應先於“學術”。這是因為我們在學習或研究之前，應該先思索的是：“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知識的“目標”是什麼？前一個問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或“認同的”問題，而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從而也是“客觀的”問題：我們要如何深入理解形成我們今日主體狀態的各種歷史經緯線索？唯有盡力內在於我們的社會與文化的歷史性肌理，我們或許才可能有較穩固的立場與較審慎的態度，去立論並爭論我們所追求的人倫關係、經濟生養、政治安排，乃至文化審美是什麼，以及應該是什麼。我們有我們要走的路；它絕不是來自于一個“成為他者”的童騃許願，而是來自于對形成自身的各種歷史線索與條件——無論是正面的與負面的，加以掌握與提煉。世上的每個民族、每個文明，能認識它自身的潛力與條件，能走上它自己的路，而每一條路又無礙於和其他條路之間，有學習、有參照、有對話，這才是真正全球範圍的“文化多元主義”。這才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觀的最激進的可能。這才是第三世界的國際主義。

然而，這樣一種態度，有時也可能稍嫌謙遜罷。在今天，對人類乃至其他物種在這個星球上的未來，我們難道不應該更敢於承當、更願意負責嗎？這是因為，在一片“永續”聲中，霸權現代性無疑已展現出多重嚴酷危機。別的且不說，按照目前的欲望溫度與發展速度，這個地球還能禁受多久？而這樣的一種非到“燒掉它的最後一噸煤”（韋伯語）那一刻，才能停下它的狂奔的“發展主義”，難道不又是根據西方宗教改革（如非更早）以來的價值與制度綜合體，而吊詭地被“神聖化”與“普世化”的嗎？這些價值與制度至少包括“競爭”、“進步”、“創新”、“個體性”、“自由”、“平等”、與“民主”（即“多數決”）……。早在一百多年前，魯迅即一方面在反抗民族自身的愚蠻麻木的同時，警惕人們也不可無加反思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偏至”。路還是必須要自己走出來的。今天，這樣的一種真正意義的獨立思考，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西方，因為後者也是它自己“偏至”的犧牲。

上世紀八O年代末，那當初從西方內部發展出來的反西方話語——社會主義話語與體制，遭到了幾乎是瞬間解體的命運，從而“（新）自由主義”頹波再激，馴至於形成了今日單一普世霸權。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對這個霸權的性質與效用，並非沒有質疑與反抗，但似乎，好比在臺灣，人們對霸權的“批判”立場，基本上還是“內在性”的，也就是在承認了這個體制所宣稱的價值的前提下，對體制的現實進行拆謊。可以說，這是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批判知識分子”或“社運人士”的一般姿態。

在承認“公共知識分子”等身分的友好立場上，我們不得不指出這種內在批判的缺乏思想含量。這個缺乏的後果很可能是：它在姿勢上反抗並實踐，但在知識上忠誠且怠惰。我們不能永遠地把自身當作一張歷史白紙了，僅在上面轉貼幾個進步大名（公共、正義、平等、自由、參與、多元、批判……），讓它在街上、在人前，迎風獵獵，自以為義。而世界的不改乃至於向下，又恰恰好讓我們繼續為我們的憤怒、傲慢、“批判”與“實踐”添柴積薪。該是反省我們的知識與政治的無效，乃竟至於“自利”的時候了。時代早已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我們總是充耳不聞的要求：對我們所存在的鄉土、民眾與區域，我們當以更內在於自身歷史的方式，提出創新性的視野與開拓性的解釋。

而這樣一個新的思想與知識事業，必然同時也是人間的。這是因為，當知識界開始質疑長期以來作為它北辰的“西方”、“現代”、“公民”、“資本主義”、“全球”、“歐美中心”與“都會”時，它必須要以全新的勇氣和智慧面對它向來所無視或輕視的“鄉土”、“傳統”、“民眾”、“社會主義”、“區域”、“第三世界”與“後街”——而這恰恰是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中的“人間”，也恰恰是他在八O年代下半所創辦的《人間雜誌》，以及後來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落腳與用心之所在。

此刻，我們懷著戒慎警懼的心情，企圖承繼這一個從魯迅到陳映真以來的極重要但卻又被高度壓抑的在地左翼傳統。《人間思想》的自我期許是一個中文的國際刊物，在深耕在地的同時，把自身更緊密地鑲嵌在亞洲與第三世界的內在。我們要重新連系上並挖掘出區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資源、開出更廣闊的人間視野、對這個危機滿布的世界提出更貼近歷史的解釋，並尋找介入現實與開創歷史的新契機。《人間思想》呼籲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東亞區域知識分子，共同為一個歷史的、現實的、人間的思想事業共同努力。

出處：原載於2012年7月《人間思想》（臺灣版）第1期。

附：《人間思想》發刊詞

在今日林林總總的漢語寫作中，我們總能發現一些無法被當今學術和學科打撈起來的東西，一些溢出理論、話語、知識生產的思想與情感的剩餘物。這些難以被命名的剩餘之物，往往讓人百感交集、一言難盡。清人況周頤說：“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詞心是也。”這詞心之根基，此“萬不得已者”，亦是人間思想持存之基礎，探討之目的。

《人間思想》希望承接陳映真先生《人間》雜誌的精神脈絡，紮根現實，深耕社會，呈現當代人的思想與情感、困惑與懷抱。它不是要導向文人化的世情詠歎和人生感悟，也不欲喚起那築基在市民社會和現代個體基礎上的民粹與人道，其運思寫作之基礎，是人心世道，是所謂“人間”。

所謂“人間”，不是社會學家“田野調查”的場所或對象，也不是公共理論的外在化的“社會”和日益空洞的“公共空間”。人間是有我之境，人間思想，乃有我之見。它牽繫著鄉土，無論城鄉市鎮；它趨向民眾，而非人民或公眾；它懷抱家國而非國家，無論父國、母國抑或祖國；它期待著喚起一種新的寫作方式，一種久違的思想姿態。

人間思想，是感同身受的思想。人在其中，身心俱足，故感同身受。人間思想，是有情有義的思想，人在其中，因緣牽引，故有情有義。人間思想是“在人間的思想”，也是“為人間的思想”，在我們的思考、寫作和創作中，它從未失卻、又尚未到來。

出處：原載於2014年8月《人間思想》第一輯（大陸版），作者：高士明。

《人間思想》簡介：

《人間思想》（半年刊）於2012年7月創刊（臺灣版），每年1月、7月出刊，定位為中文的國際刊物，主編：陳光興、趙剛、鄭鴻生；大陸版第一輯於2014年8月出版，主編：賀照田、高士明。

《人間思想》第1期（臺灣版）：https://www.pcstore.com.tw/renjian/M11710969.htm

《人間思想》第一輯（大陸版）：https://www.pcstore.com.tw/renjian/M19403435.htm

《北京紅衛兵》創刊詞

槍桿子，筆桿子，幹革命缺一不可。
資產階級掌握筆桿子，就宣揚資、封、修那一套反動腐朽的東西，為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
無產階級掌握筆桿子，就要破舊立新，就要大力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誕生而大喊大叫！
天，是毛澤東思想的天；地，是毛澤東思想的地；無產階級是天下的主人，我們要掌握世界的命運。
《北京紅衛兵》就是要使無產階級掌握筆桿子。她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決戰時刻誕生。她將永遠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為宣傳毛澤東思想而戰，為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戰！
《北京紅衛兵》是理論的，戰鬥的，批判的，革命的。她的特點是尖銳，潑辣、有棱有角。她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爽爽快快，幹乾脆脆；她毫不拖泥帶水，毫不吞吞吐吐。她像投槍、像匕首，向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猛剌過去；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剌過去；她對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都要大反特反；她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予以無情地揭露和批判。她對新生事物予以最大的支持和讚揚。
《北京紅衛兵》永遠聽毛主席的話，“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靠少數幾個人關起門來辦。”
《北京紅衛兵》是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所屬部分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聯合刊物，她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各院校間相互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搞好鬥批改，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她將永遠是革命派的喉舌，永遠為革命派說話。她將同所有革命派一起，徹底砸爛舊世界，為建立一個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而獻出所有的力量。
《北京紅衛兵》將發揚艱苦奮鬥，勤儉節約，自力更生的精神，沿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光輝大道奮勇前進！

出處：原載於1967年《北京紅衛兵》創刊號，無署名。

《北京紅衛兵》簡介：

《北京紅衛兵》於1967年創刊，主辦單位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編輯者北京紅衛兵雜誌編輯部，通訊處為北京地質學院。

《東方紅》發刊辭

最響亮的歌是《東方紅》！
最偉大的領袖是毛澤東！
毛主席啊，我們工農兵文藝戰士永不休止地放聲高唱《東方紅》，用歌聲來抒發我們對您的無限信仰、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崇拜！
《東方紅》將給革命人民以無窮的智慧和力量，敢革命，敢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馬，敢叫日月換青天，敢創造人世間末有的珍奇！
《東方紅》將階級敵人以致命的沉重打擊。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裡埃。光陷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將照出一個紅彤彤的天地！
《東方紅》是工農兵最粗獷、最雄厚、最壯闊、最響亮、最激昂、最動人的歌聲。它是威力無窮、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頌歌。我們工農兵唱著它，一直唱到永遠、永遠！
毛主席說：“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要佔領和據守這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必須高唱《東方紅》。要佔領和據守這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不可避免地遇到阻力：我們曾幾經曲折地創辦過工農兵自己的文藝刊物《紅旗戰士》、《工農兵文藝》，現在我們又高唱《東方紅》，創辦了工農兵自己的文藝刊物《東方紅》了！
日從韶山出，日出東方紅。這是一幅多麼壯麗的偉大景象！我們工農兵文藝戰士熱血沸騰，鬥志昂揚，高唱《東方紅》，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
東方紅！太陽升！……
歡呼工農兵自己的文藝刊物《東方紅》在一片光輝燦爛中誕生！

出處：原載於1968年2月20日《東方紅》創刊號，無署名。

《東方紅》簡介：

《東方紅》於1968年2月20日創刊，屬於江蘇省工農兵文聯，出版期數與停刊時間及原因不詳。

《實踐筆記》發刊詞：為什麼要辦<實踐筆記>？

《實踐筆記》是由一群社會運動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知識份子及學生所構成的集合體。
籌辦《實踐筆記》，是為了解決這樣的一些問題：
受壓迫人民應該站起來，怎麼站？
民主毋需代理人，人民又該怎麼進行主體性民主實踐？
壓迫關係無所不在，它們的性質是什麼？
大家都要反統治，誰才是臺灣的統治者？
社會矛盾與日俱增，我們能做什麼？
他們都說要獨立、要統一，我們還能要什麼？
…………
這些，不只是政治上的問題，還是經濟、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等全般方面的問題，同時，也是理論與實際、思想與實際、理想與現實、知識份子與草根民眾之間，如何對立統一的問題。
創辦這個刊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我們不相信論述實踐與運動實踐之間有著必然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沒有做到，那只是因為我們做的不夠好。
《實踐筆記》是個文字戰鬥體，它不是任何人、個別團體或單位的機構刊物，但它卻是所有受壓迫階級、社群及個人的共同機構刊物。反對任何形式、任何領域的壓迫，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
《實踐筆記》雜誌社不只是個拉稿、趕稿，只管出版的單位，它更是個匯聚物質力量、改造客觀現實的媒介，就在這個意義上，它正是一個運動的實踐體。
透過買書、閱讀、思考、撰稿、傳閱、行動參與，只要你願意，你也可以成為“我們”！

出處：原載於1989年11月10日《實踐筆記》試刊號，第1期（1990年1月1日出版），無署名。此期刊發刊詞為一幅漫畫，試刊號的《編輯手劄》，算文字版的發刊詞。

附：編輯手記

《實踐筆記》終於創刊，根據各方關心人士對試刊號的意見，編輯部採行了一些改進措施，包括增加頁數、擴大運動紀錄與分析、刊物形式活潑化等，這些措施雖然增加了工作人員及財力上的壓力，然而，諸多的關切，卻是更令《實踐筆記》全體工作同仁感銘於心的。
1989年的選舉，做為臺灣各種社會集團、政黨及力量的集中展現，是考察臺灣社會的一個重大指標。在《實踐筆記》試刊號中，已嘗試著將選舉及代議民主制來一次徹頭徹尾的檢視，其意義在於揭露關於“民主政制”之迷思的真實內核。徹底的檢視，對於目前集合為《實踐筆記》的、各種社會位置上的朋友們而言，絕不是在言論上自我標高、淩空闊論或犬儒式的集體宣洩，而是以具體行動介入現實的進程中，一個必要的實踐環節。
因此，在本期，我們再度談論選舉，然而，不同於一般庸俗談法的是，我們非但力求避免旁觀式的清談，更求在論述過程中扣準可以實踐或已經實踐當中的施力點，亦即，力求在泛政治化的選舉眾生相中廓清出一幅被遮蔽已久的社會內容，所以，除了通盤觀照選舉，我們還從工農階級主體性的觀點談工農團體立委選舉，並以台南縣做為最後凝視的焦點，編輯部採訪了在台南縣草根社會運動上經營已久的陳秀賢，在他的省思中，我們將可看到生動、活潑的社會力表現，在<社運陣線>專欄中，漁權會的聲明及茄菝反奇美運動的介紹，則可提供讀者做為進一步理解該等社會力的背景資料。
做為一份運動刊物，做什麼、怎麼做，始終是《實踐筆記》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本期開始，我們增開了<國際戰線>、<校園通訊>及<運動ABC>等篇幅，分別呈現國際重大局勢、校園民主運動動態紀錄及檢討等議題，看似紛亂，實則隱含反壓迫、求解放的一致性，相信在未來的日子中，伴隨著《實踐筆記》本身的成長，讀者將可日益深入、日益清晰的瞭解這一點。
這是一條探索中的道路，你，我，我們，何妨攜手共行！

出處：原載於1990年1月1日《實踐筆記》第1期，無署名。

《實踐筆記》簡介：

《實踐筆記》（半月刊）於1989年11月10日創刊，發行人與總編輯皆為黃志翔，社長蔡建仁。
《實踐筆記》試刊號、第1-3期：http://apcsleftmgz.blogspot.com/p/blog-page_30.html

《春風》發刊辭：春風的訊息

春天，是所有生命的旺季；
而春風，預報了春的訊息！
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富足的美好生活，是我們的共同理想。因之，關懷社會、參與社會、改革社會也就成為大家的連帶責任。近年來，隨著臺灣政治運動的空前蓬勃，社會運動的方興未艾，超著這個方向勇往邁進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並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歡迎，從而大大激勵了新生代強烈的社會關懷和深入的社會參與。
春風誕生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只有一個愷切的期盼：永遠不妥協地站在自由民主的這一邊，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和大家共同努奮鬥。
我們深信：真知可以打破一切虛妄的神話，與古老的禁忌。我們更深信：真知可以培養自由開放的心智，開拓博愛無私的胸懷，更可以鍛煉實踐真理的勇氣。
基於這樣的信念，我們切實地自我要求：以理性篤實的態度，從文學，歷史與實事等方面著手，建設一個自由討論的開闊園地，借著這塊園地，和社會大眾一起來努力發掘問題、認真探求答案。
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正確地瞭解自己的目前處境和歷史歸趨，也才可能更有效地貢獻出我們的力量；只有從這裡出發，我們才可能不負先民所托，改變當前環境，創造出一個美好的新社會！
這樣的一份使命，顯然不是《春風》同仁所能單獨承擔的。事實上，《春風》屬於社會大眾全體，它的力量也應來自全體社會大眾。我們深切體悟：
老把自己當成珍珠，
就時時有怕被埋沒的痛苦；
要把自己當作泥土，
才能讓眾人踩成一條道路！
是的，我們願為“泥土”，那麼，請大家毫不猶豫地跨出腳步，無所顧忌地把我們踩成一條“道路”——一條通向春天的道路。
春天，是所有生命的旺季；而《春風》，預報了春的訊息，也將吹醒沉睡的靈魂，更將吹綠臺灣的大地！

出處：原載於1979年11月1日《春風》創刊號，署名：本社。

附一：春風——為《春風》創刊而寫

來，請站起來，
請坐著、蹲著、躺著的朋友
都站起來……
這是颶風與寒流侵襲的季節
請站起來，站起來衛護我們的家園。

來，請醒過來，
請睡著、活著、夢著的朋友
都醒過來……
這是夜霧與晨曦交織的時刻
請醒過來，醒過來迎接我們的黎明。

來，請走過來，
請醒著、站著、望著的朋友
都走過來……
這是嚴冬和春曉交迸的時節
請走過來，走過來播下我們的種粒。

請聽——
長年冰封的土地下，
什麼物體正在蠕動？
什麼生命正在爆芽？
什麼聲音正在呐喊？
啊！是春風帶來的信息！

出處：原載於1979年11月1日《春風》創刊號，署名：詹澈（詹朝立）。

附二：《春風》的邀請

《春風》屬於你，你應該來參與。
請你就時事、歷史、文藝各方面盡情、盡興、盡力地發揮——請你“深入”之後不忘“淺出”，請你在不厭其詳地原則下盡可能簡短。
也歡迎你把構想用漫畫表現出來，讓大家一起欣賞。
“春風廣場”是特別闢給你提供消息、發表意見的自由園地。
如果你的來稿不願被刪改，請聲明；譯稿，請附原文並注明出處。
截稿——每月十日。
稿酬——三百、四百、六百、一千元。

出處：原載於1979年11月1日《春風》創刊號，無署名，P17頁。

《春風》簡介：

《春風》於1979年11月1日創刊（1979年11月1日之前，《春風》雜誌市場上便有售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之《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P113頁，2015年11月版）。發行人詹朝立，榮譽發行人黃順興，社長王拓，榮譽社長張春男，總編輯蘇逸凡（蘇慶黎）。《春風》雜誌第2期出刊之後不久，發生美麗島事件，《春風》雜誌社長、總編輯等人被捕，後來社長因而入獄，《春風》遂因此停刊。
《春風》雜誌創刊號及第2期：http://apcsleftmgz.blogspot.com/p/blog-page_10.html

《鼓聲》發刊的話：植根鄉土‧心懷中國‧放眼世界

身為《鼓聲》的發行人，在此創刊之際，不能不講幾句話，向廣泛的社會民眾作一個交代。
去年年底，我為了實踐愛國和民主的理想，參加了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期間同胞們為我出錢出力支持的種種，使我終身難忘。後來選舉突然中斷了，致使同胞的捐款未能用完。雖所剩不多，但是由於這是一筆同胞們為促進中國之自由平等而捐出來的款項，我應該設法仍然用之促進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工作上。現在，我已不能再以競選的講臺為民請命，但想到我還有一支禿筆。於是與朋友們討論如何運用剩下的這一點錢，俾不負同胞們交給我們的責任，因而想到辦個刊物。這是本刊創刊的緣起。
在本刊的創辦過程中，首先要感謝黃順興先生。由於他熱情的鼓勵，使我們有了充分的信心。黃先生是一位連任二屆的現任立法委員，去年底也參加改選，極受中部民眾支持。他從政三十年，耿介不阿，廉潔自守，且極富民族思想。張春男先生慨允出面主持社務，使本刊陣容更為堅實。張先生曾任國大代表，因政府未能接受他改革時弊之議，決然自動辭去國大代表之職，以實踐競選諾言，開責任政治之典範。王拓先生和蘇逸凡小姐，也為本刊提供許多具體的意見和支援。王先生是一知名的青年作家，去年也參加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因廣受民眾支持而崛起於黨外政壇。蘇小姐則是聞名島內的《夏潮》雜誌主編，她豐富的經驗，使本刊獲益甚多。另外還有許多朋友們為本刊提供了許多實際上和精神上的支持，更是我所要感謝的。沒有大家的群策群力，《鼓聲》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雖然我們現在的經費和能力都極有限，但想到去年我以窮書生而投身被認為只有富人才能從事的選舉運動，結果證明了個人的財力和能力，在開展一個政治運動的過程中，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決定性的條件，來自民眾的力量。所以也想到，辦一個刊物並不怕沒有錢，只怕我們不能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民眾吐露真正的心聲和真實的願望。我們希望能集腋成裘，用真正民眾的力量來辦一份屬於民眾自己的刊物。我們在這裡邀請同胞來參加我們的行列，並請大家隨時給我鞭策和指教。
由於這是一分屬於大家的刊物，所以，我必須把本刊的基本信念和構想向大家作一報告。
今天的世界，仍停留在“人壓迫人，國壓迫國”的階段。中國人的苦難，來自兩者：從內部說，有“人壓迫人”，從外部看，有“國壓迫國”。若不能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使帝國主義得以操縱中國，則永遠無法解除或減輕內部的壓迫。要解除內部的壓迫，也就要爭取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自由平等之地位。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團結所有中國人民，進而團結所有被壓迫民族及被壓迫人民，共同奮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是我們的基本信念；“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以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孫中山先生的最後遺言，也是我們的基本構想。
帝國主義國家是從來不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的，只有第三世界的弱小國家和我們是平等的。中國要解除帝國主義，就必須要先充份了解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技倆。我們要聯合弱小民族，也必須知道弱小民族的痛苦及其痛苦的來源。聯合弱小民族，解除帝國主義之支配，建設和平、自由、公正的亞洲和世界——這是人類的理想，是中國的理想，也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即“世界大同”。
由於帝國主義的操縱，使中國至今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和跛腳的民族，這是任何愛國的中國人所恥于接受的現狀。今天，雖然臺灣海峽隔離了海峽兩邊的中國人，但是中國人民對中國的和平、統一，對中國的民主、自由所懷抱的願望、和為實踐這個願望所做出的果敢行動，已經匯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余登發、陳博文和魏京生、傅月華雖在空間上有千里之遙，但他們為愛國和民主所受的苦難卻是一樣的，因為他們身上流的都是不畏權勢的炎黃子孫的血液！祖國的和平、統一、自由和民主，是全體中國人民最深切的願望，我們身為中國人之一份子，自不例外。如何和平統一中國？我們認為：只要解除帝國主義，解除專制政治，中國民族經由民主方式，自然可以和平統一。因此，我們是要為海峽兩邊中國人民的民主與人權而奮鬥的。
我們除了對世界大同和中國統一懷抱理想外，我們也認為身在臺灣，一切的奮鬥當從臺灣本身的努力為起點。民主是一種合法的、和平的政治手段，也是一種權力的制衡。本刊的言論基礎，將以憲法和三民主義為准據。在輿論工具被權勢和財閥壟斷的當前情況下，本刊基於維持國家主權之完整及人民權利之伸張的立場，將以獨立之言論，制衡輿論的壟斷。《論語》中記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本刊將對“人壓迫人，國壓迫國”的現象，及‘為之聚歛而附益之’的現象‘鳴鼓而攻之’。這也是《鼓聲》命名的由來。
我們深知臺灣的問題與中國是不可分的，中國的問題又與世界問題有著密切關係。但我們認識到一切的努力必須是由近及遠。苟子說：“不積顧步，無以至千里”。 所以，本刊的抱負，簡而言之就是“植根鄉土，心懷中國，放眼世界”。我們將以最嚴肅的態度，最熱切的心情來探討這一系列的問題。
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義和團的悲劇也一去不復返了。歷史已經為中國人民指出最後勝利的道路：那就是國家的和平、統一與獨立，人民的自由與民主，經濟的平等與富足。《鼓聲》是屬於民眾的一面鼓；是一面勝利的戰鼓。它將以知識和力量趨逐黑暗，迎接光明。我們願與同胞們共同擊出中國人民的宏聲，為中國人民的明天鳴鼓前進！

出處：原載於1979年9月6日《鼓聲》第1期，署名：陳鼓應。

附：稿約

一、《鼓聲》的園地公開。歡迎各種探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的作品。文體以深入淺出為宜，譯作請注明原作者姓名。
二、我們不迷信名家或專家，朋友們，請把你們最好的作品寄給《鼓聲》及原出版書刊名稱。
三、本刊所載文章均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見，除另有聲明，不代表本社意見。
四、來稿請附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可用筆名。
五、來稿以六千字左右為宜，一般稿件請勿超出一萬字，一經刊登，稿酬從優。
六、來稿務請以有格稿紙繕寫清楚。
七、本刊有修改權，以不違反作者原意為原則。不願者請注明。
八、有時間性稿件，請在每月十日前寄交本社。
九、來稿請寄：臺北景美育英街45巷5號“鼓聲雜誌社”收。

出處：原載於1979年9月6日《鼓聲》第1期，無署名。

《鼓聲》簡介：

《鼓聲》（月刊）於1979年9月6日創刊，發行人陳鼓應，榮譽社長黃順興，社長張春男，編務蘇逸凡（蘇慶黎），出刊1期，即被查禁。
《鼓聲》第1卷第1期：
http://apcsleftmgz.blogspot.com/search/label/%E3%80%8A%E9%BC%93%E8%81%B2%E3%80%8B

《觀察》發刊詞：敢為天下先

人皆雲：網路及電子媒體發達後，紙本的報章雜誌已沒人看。人更雲：有政治立場的雜誌是票房毒藥。
只是，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已逾五年，臺灣社會的“綠化”和民粹化趨勢，至今未見扭轉。一方面，臺灣政壇及輿論主流還是只有“去中國化”一種角度、一種聲音，“可以公開主張獨，不可以公開主張統”的一言堂政治氛圍基本不變；另一方面，所有的公共議題全部捲入藍綠政客與媒體名嘴的民粹炒作之中，沒有任何事件、任何政策可以在理性討論之下解決。
於是，臺灣民眾透過綠色透鏡，觀看被扭曲的世界和被扭曲的自己，激憤盲動卻又苦無出路。結果，不是因“無感”而冷漠，就是因“無力感”而焦慮。而政客、媒體為動員日趨無感和無力感的民眾，炒作手法更重，說理則更弱。長此以往，惡性循環，重大公共政策隨“民意”的朝三暮四而朝令夕改，唯一始終不變、被稱為藍綠“最大公約數”的所謂“兩岸關係維持現狀”，其實是未經充分討論、慎思明辨後的公共抉擇。如此消極的“維持現狀”，加上積極的“去中國化”，恐將使親痛仇快，禍及兩岸同胞。
面對執政者遲遲未能撥亂反正、媒體充斥膻色腥的現狀，我們決心突破惡性循環，敢為天下先，本著“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信心，在沒有財團及報業集團的支持奧援、沒有經驗老到編務人員的參與投入下，毅然發行《觀察》月刊。
刊名《觀察》，是希望所有作者以理性、專業的視角，觀察、思考、解讀臺灣動向、兩岸發展、民族復興、天下大勢，以爭取共鳴，形成共識。除評論性文章外，更特別開闢青年心聲、人文思想、民間團體活動報導、各行各業人物專訪、陸配與陸生經驗談等欄目，希望如實表達臺灣社會基層真實而多元的聲音，提供兩岸關心國是、制訂政策者參考。
成功不必在我。我們不敢奢望靠著一本新刊物，就能對似是而非、積重難返的“主流民意”作多大改變。不過，我們相信：每當讀者購買、閱讀、訂閱《觀察》時，就是對“政治立場是票房毒藥”、“統一是政治不正確”等流行謬見發出異議。越多的人加入我們，臺灣就將有更廣泛、更多元、更自由、更講理的探討問題空間。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凡是不願無感、不甘無力的臺灣同胞，《觀察》正向你發聲。

出處：原載於2013年9月《觀察》創刊號——“發行人的話”，作者：紀欣。

《觀察》簡介：

《觀察》於2013年9月創刊，該雜誌是一本就臺灣走向、兩岸發展、民族復興、天下大勢等議題提出評論，並尋求共識及對策的綜合性月刊。
《觀察》網址：http://www.observer-taipei.com/index.php
發刊詞：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bout.php

《自由時代》（代創刊詞）：言論自由第一優先

在這個蔑視自由的小島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從來沒有過。李敖先生個人力爭自由的成績是第一名，因此本刊的第一期特地以他作為封面人物。同時，李敖先生在隱居生活中，猶自抱病接受本刊的訪問，暢談他對國民黨、黨外以及“兩性觀念”的看法。因為時間匆促，有些觀點尚未充分發揮，李敖先生將於他自己的《千秋評論》、他跟朋友合寫的《萬歲評論》以及本刊，不定期的繼續談論。
自由是寶貴的政治權利，其中的一個單項言論自由更是目前難以獲得的寶貝。我們的雜誌被國民黨當局查禁、停刊已成為家常便飯。在爭取言論自由的戰鬥當中，鄧維楨先生以前是一名健將，現在重新披掛上場。鄧維楨先生在本刊開闢政治問答的專欄，每期回答讀者提出的問題，第一期的問題是由本刊編輯部提出的，歡迎本刊讀者來函問問題。　
特赦一直是黨外複雜而痛苦的情結，尤其對美麗島受刑人家屬更是如此。我們請李敖、本刊社務委員余陳月瑛，以及黨外女作家曾心儀提出他們的看法。關於大赦及特赦則有一篇定義性的文章。　
本刊將努力把島內（包括澎湖、金、馬）各地發生的事情報導出來，讓各種聲音及意見表達出來，使大家不致視野過於偏狹，使大家能互相關懷。　　
同時本刊將儘量擴大視野及觸角，致力於把這本週刊辦得真正像外國有名的新聞刊物，如TIME及NEWSWEEK那樣的綜合性及可讀性。
我們希望黨外至少能辦出七份週刊，輪流上市，以打破國民黨多年來對言論自由的壓制。　
為了闡釋自由的真義，劉福增先生為我們寫一份《與其投奔自由，不如爭取自由》的特稿。以上這些精彩文章及新聞，敬請讀者多多批評與指教。

出處：原載於1984年3月12日《自由時代》第1期——“編輯室報告”，無署名。

《自由時代》簡介：

《自由時代》（週刊）於1984年3月12日創刊，鄭南榕出任總編輯、李敖為總監，社長陳水扁，該雜誌社的口號是：“為你爭取100%的言論自由”；《自由時代》初為週刊，於1985年7月17日始改為三日刊，三日刊出至1985年8月28日。1989年4月7日，因收到高檢處“涉嫌叛亂”傳票，鄭南榕誓言“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自焚于自由時代雜誌社內；《自由時代》系列在鄭南榕殉道半年後，於1989年11月9日宣佈停刊，總共經歷了5年8個月，換過20多個週刊名稱（1984年初，鄭南榕為了辦雜誌，到處收集大學畢業證書，並向新聞局登記為發行人，以作停刊時的備胎之用，為了對抗當時的警備總部的查禁、沒收和新聞局的停刊處分，他總共登記了18張執照），出版302期。

詳情：允晨文化所出版之《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2015年版P202-215頁：
https://zhongzisc.blogspot.com/2019/08/blog-post_59.html
《臺灣自由時代週刊電子版資料庫》：
http://ers.nlpi.edu.tw/idsermpl/ermResoucesContentShow?resourceId=DB000000280&dbId2=
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
http://www.nylon.org.tw/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frontpage&Itemid=1

《新新青年》發刊詞：這便是中國的青年

總有人感慨這個國家太老了，到處讓人感到暮氣沉沉；總有人感覺這國已經腐朽了，處處使人感到積重難返；也總有人認為那國是一個年邁的衰朽，背負著苦難而沉重的過去，恐懼著未知而充滿兇險的未來。切開它的皮膚，流出的僅僅是泛黃的漿液，卻非蒸騰的鮮血。

當所有人都這樣認為的時候，這個國家便快死了。有時是被打的，有時是自己得了沒治的病，醫生給他開了沒救的方子，棺材也便打好了，傍邊的眾人指指點點，有人竊喜，有人也便是歎口氣，只等咽氣大火一把燒掉了事。每到這時，歷史便會開一個大玩笑，這國家竟會活過來。
盼著他死的眾人便驚了，是這個國家練了不死的功，中了長生的邪麼？
不，是這個國家有青年。
這青年總會不吝惜地切開自己的血脈，目睹著汩汩的熱騰的鮮血奔流而出，流入這個國家孱弱而顫抖的軀體。這一股股的鮮血便匯成了新的長江，新的黃河，新的大江大海，澆灌她苦難而悲劇的命運，掃蕩她自私與怯懦的靈魂，滌蕩她軀體內的千萬萬的天然惰性，變一老朽中國為少年中國，與天不老，與國無疆。
這青年是林覺民，是陸皓東，是辛亥革命的英烈群像；這青年是胡適之，是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青春之歌；這青年是鄧稼先，是錢學森，是共和國先賢的兩彈一星。這青年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抗日英魂，是兩岸劫波渡盡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悲歡離合。這青年是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五四一代，更是理想主義激情燃燒的八零年代。
可你別看那青年血燒的那樣旺，笑的那樣好，他們卻終也倦了，老了，死了。熱血總會冷凝，韶華總會老去，劇終總會散場，黃花崗的濟世理想終將化為枯燥的歷史概念，《新青年》的鏗鏘檄文演變為泛黃的蒼老文字，理想主義的八零年代逐漸燃燒，熄滅，蓋上了一層細密的歷史灰燼。
諸位莫須悲傷，這便是那青年的宿命，便也是你我這一代人的光榮與夢想。愛理想，有擔當，生知其命，死得其所，當一代代青年揮灑熱血，隨著時代孤獨老去之時，初升的朝日打在那個國家臉上，便多了兩分希望。這希望微不足道，卻重如泰山，因為它追求正義，嚮往良知，熱愛自由，擁抱博愛，因為它來自於我，來自於你，來自中國青年中間的每一個人。
這便是中國的青年。
這便是中國正在增長的新希望與新力量。
這便是中國的《新新青年》。
《新新青年》編委，2011/10/10

出處：原載於2011年10月10日《新新青年》創刊號，署名：編委會。

附：本刊宗旨

第一，自由獨立。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是根本的根本。我們不但要爭取個體的自由和獨立，而且要爭取集體的自由和獨立；不但要積極的自由和獨立，也要消極的自由和獨立。以自由民主之新新青年，建設自由民主之新新中國，自立於自由民主之新新世界。
第二，立足中華。海外留學生一大通病，即長期不以母語寫作，長期不以母語思維，外語精進，而國語退化。更有甚者，沐浴歐風美雨，而喪失國族自覺，無視中國之事，不知有漢，遑論魏晉。本刊提倡華文寫作，華語發聲，關注中國，放眼世界。
第三，建立共識。海外留學生思想活躍，觀點新奇，對於異議，當持開放心態，求同存異，多元共存。本刊務求展現多元觀點，增進相互理解，以期凝聚共識，增進團結，量留學生之合力，造新中國之未來。
第四，放飛青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謂：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青年韶華，精光大盛，宜自我鞭策，日有進益，本刊願永遠以進取心態，激勵進取精神，使人人皆成開拓進取、而非抱殘守缺之新新青年，使未來之中國，不必留學即可得留學實效。

出處：原載於2011年10月10日《新新青年》創刊號，無署名。

《新新青年》簡介：

《新新青年》于2011年10月10日創刊，其為電子雜誌，其它不詳。
《新新青年》雜誌：https://zhongzisc.blogspot.com/2020/09/blog-post_941.html

《星火》发刊词（一）：一城一旅从头起

回溯1919 年5 月4 日之中国，青年一代纷纷走上街头，为国家及民族命运而奔走呼号，为唤醒民众意识而不遗余力。反观九十余载后，现今置身驳杂时代影像中之青年一代，或沉迷于抒情意象而无病呻吟之，或热衷于体制内种种福利而奋力追逐之，或安于一己之利而对公益漠然视之。虽不乏振臂高呼摇旗呐喊之士，但只怕其“修齐治平”的内心冲动与狂热理想远甚于科学思维的严谨与冷静。尚无“清明的头脑”以洞察现今社会之种种，遑论改造？动辄便以发言的姿态指点江山，喜好宏大修辞与它国流行话语，殊不知此举恰恰遮蔽了吾国现世之种种具体问题。有道是“知易行难”，恐怕是知亦不易。

鉴于此，本刊主张自用思想与理性论证，且后者尤重。不论何种意见主张，但凡尽一己之力予以充分说理者，皆鼓掌欢迎。

本刊虽冠“星火”之称，却无燎原之妄想。仅愿吾等可摒弃稚拙与躁动，冷观当下。

望同道之士共勉之。

出处：原载于2011《星火》杂志创刊号，署名：星火杂志编辑部。

《星火》发刊词（二）：从星火到太阳

夜，黑极了。

在夜黑风高、盗匪横行的时代，究竟有谁在走夜路的时候是安全的呢？黑暗中匪徒们力量强大、气焰嚣张，善良的人们因恐惧和不安瑟瑟发抖，偶尔可以看到个别的猛士侠客在奋起反抗时被棒杀在地。这悲壮的牺牲内化了人们的绝望，他们自觉束手无策，或诅咒黑暗，或祈求保佑，或跪地求饶。

夜太黑，盗匪太凶残，让人看不到光明的路。

可是有谁能想到，这时天上有星火划过，光芒微弱却温暖了人们的眼睛，唤起了人们对光明的憧憬。那些看到星火的人把这个兴奋的消息传递了开来，人们纷纷掏出柜子里尘封的蜡烛，点亮了走到街上……就在他们走出房门的那一刻，他们看到星火的海洋——那是一颗久违的太阳。

《星火》杂志所希冀的，便是能有幸成为那一颗星火。《星火》不会有正午太阳那般耀眼的光芒，它只是午夜中的一道幽光，给黑暗中恐惧的人们，带来黎明的希望。《星火》希望能用自己微弱的光亮告诉黑暗中的人们：光明是一个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而一切好东西都不会消失——而我们只需点燃蜡烛，就可以重获太阳。《星火》不会是暴雨，也不会有毕功于一役的幻想。《星火》将会是一场绵延的人文之雨，以其持续性慢慢地唤醒这片沉睡的土地，唤醒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人性的信心。

《星火》是由一群推崇人的价值的理想青年创办、以青年大学生为主要撰稿和阅读群体的一份人文、思想、生活期刊。

《星火》无任何商业利益和特定政治倾向，其宗旨是客观、理性、仁爱、正义，向往文明，倡导进步。

《星火》凭借的是理想青年们的热情、良善、理性、踏实和勤奋，启发当代青年大学生思考自身与世界，以期唤醒和重树中国青年对人性的信心，对社会的希望，为青年投身社会建设提供原动力。

《星火》会陪着青年们一起走夜路，一起点燃蜡烛，一起看到太阳。青年们，请记住：如果你点燃了你的蜡烛，你就是一颗星火，你就是一颗太阳！

《星火》与青年们共勉。

出处：原载于2011 年11 月《星火》杂志创刊号，署名：星火杂志社。

星火公告

1、《星火》是一份非营利的独立免费电子期刊，无任何商业目的，仅供大家学习交流使用。

2、本刊所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星火》杂志社立场。

3、我们提倡原创，尊重版权，部分转载稿件、图片若涉及到版权问题，请权利人及时与本刊联系，本刊将会及时处理。

出处：原载于2011年11月《星火》杂志创刊号。

《星火》停刊词：彻底的告别

由于诸多原因，《星火》杂志做出了彻底停刊的决定，这次停刊是彻底的，也不会有复刊的打算。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并致谢，感谢朋友们长久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星火》自创刊以来，诸多星火同仁对之的热情及为之付出的心血，见证了它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变成后来的一本可视可读的杂志。今日杂志彻底停刊，故对杂志短促的历程做一个回顾和总结，算是对读者们的一个交代。

《星火》自2011 年10 月创刊号发布以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在杂志第一期，我们关注了“辛亥百年”的话题——“革命、改良与百年中国”，力图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一百年前的那次革命给中国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第二期，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体，通过近距离的接触，给大家呈现了另一个中国，另一个常在人们视线之外却又真实存在的中国，我们关心他们的生存现状，想尽力反映他们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到这一群体，一个真正和谐、强大的中国不应该把他们遗忘。第三期，我们关注了“韩三篇”关于革命、民主、自由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大家观点各异，从不同角度对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评判，我们感谢韩寒及参与讨论的诸位，引发这一场公众广场上的思想运动，让这一话题可以进入更多人视野，引发更多关注和思考，成为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公民社会的一次很好历练。我们同时还做过几期社会观察的话题，重点关注了小悦悦事件、甘肃校车事故及令人纠结的春运车票话题等，在这个众声喧哗、各种价值观相互激烈碰撞的的社会转型时代，发出我们青年人的声音，表达我们青年人对这个时代及对社会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还有“星火公益”版块。在杂志的最初设计方案中并没有这一版块，第一期公益关于患红斑狼疮的广东女孩黄妮超的相关稿件，几乎是在杂志定版前夜才拿到的。我们的编辑也是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条相关的新闻后，迅速联系到并采访了相关人士，很多人是连夜才把稿子赶写出来。杂志第二期公益主题关注人物是吉林重度脑瘫患者王海波，是从一位热心公益的博友那里了解到的，当我通过一个个链接找到了网络背后这位特殊的诗人的时候，还是被深深地触动了。之后与海波取得了联系，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打字速度较慢，语音也有一定障碍，不是熟悉的人一般较难以听清楚，与之的联系虽然次数很多，但交流的内容比较有限。后来通过接触他身边的亲人好友及博客圈上的一些朋友，渐渐地多了一些了解，知道了海波曾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星火》杂志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为他做了一本电子版的诗集合刊。历时三周多的时间，团队的一位美编把海波四年来发表在博客上的近400 多首诗篇进行了归类、整理、校对、排版，并向海波的诸位朋友发了邀约写一些序言寄语，大家都回应积极并热心参与，共收到序言6 篇，寄语祝福十多条。当诗集最后做出来给海波看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谢谢朋友”，虽然言短但能感觉出他的心情。在杂志的第三期，《星火》杂志关注了湖南湘乡市帕金森病患者张伟，他为自己的日志空间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与帕共舞，通过接触才了解到“诗意”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失意的经历。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把自己十年抗帕的心路历程写成文字放在网络上，在激励帕友们重鼓信心、勇于生活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探寻。4 月的他将赴广州做手术并参加一次重要的活动，力推全国帕金森协会的成立，为更多帕友照见前路，点亮希望。

“星火公益，爱是行动”，是我们杂志公益版的主题和理念，做公益活动最重要的即是行动，一次次具体的行动。星火虽微，大家都行动起来，聚集四方流离的善与爱心，就会成一团温暖的火焰，照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由于经验及能力有限，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选题上还比较弱势，前瞻性策划性不够，组稿约稿能力也有待提升，校对不够精细，版面设计上提升的空间也还很大。然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些缺憾了……

作为一份定位于青年人阅读的人文思想期刊，《星火》杂志宗旨是“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理性关注、人文情怀”，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理性、变得多元，多一些爱与包容，多一点善与希望，有异见而没有异类，有分歧而没有纷争。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杂志质量的改进，努力为大家提供更有价值的阅读内容。容纳多方观点，摈弃情绪化的表达，为大家提供一个思想交流争鸣的平台。我们没有如椽的巨笔，也没有振聋发聩的扬声器；没有粉丝如云的意见领袖，也没有声望威望极高的学界权威。这里只有一群普通的青年人，做着平实的工作，为着朴素的理想。

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爱自己。我们创办这份杂志的初衷便是传播“仁爱”和“责任”的理念，今日因故不得不停刊，使我们不得不和《星火》以及诸多的读者们彻底的告别，也请大家原谅我们不能再坚持下去。

在此，星火杂志全体成员再次向读者们致谢并致歉。

出处：原载于2012年3月《星火》第3期总第4期，作者：星火杂志社。

停刊公告

由于一些原因，《星火》杂志 准备停刊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的关注和支持，感谢这一路来的同行，不管未来会如何，我们坚信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星火》虽 然离去， 星火不会熄灭。

出处：原载于2012年3月《星火》停刊号。

星火燎原与薪火相传——为《星火（薪火）电子杂志》试刊而作

在漆黑的夜晚，能见到星光，总是能带给我们些许的欣喜。夜虽然漫长，但终归是离黎明并不遥远，它会限时到来，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底；因此，漫长的夜晚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恐慌与焦虑。然而，社会的黑夜，我们置身其中，仿佛没有指南与怀表，找不着方向与黎明，恐慌与焦虑也就随之而来。

当下的情形是，我们就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多数渴望星光的人，被无边的黑夜卷入了压抑、恐慌、焦虑、狂躁、迷惑、不安、无力的黑洞，并且在黑洞里迷失、消失了自己。

夜，固然黑且漫长，总还有让人内心温暖、眼睛湿润的时候，《星火》无疑带给很多人这样的感动。

《星火》带给人的，除了感动还有灾难。1960 年的《星火》使很多人遭受了牢狱之灾，并且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为此断送了自己的性命；50 年后的《星火》继前人之遗志，想薪火相传下去，却只是在黑夜里艰难地闪烁了四次。也许是相差了50 年，所以大家的命运也不一样；黑夜熄灭了《星火》，点火者都免去了牢狱之灾。这样的结局，孩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幸的是它没有给点火者带来灾难，不幸的是燃起来的《星火》又给熄灭了，夜又交给了黑暗。

4．29 又要到来了，前赴后继去给林昭扫墓的仁人志士又将踏上起程的步伐。然而，孩子却有些迷然，是因为有感于真正懂林昭的人少之又少；如果说去给故人扫墓是对故人最好的怀念，孩子却并不这样以为，真正那些怀念故人的人，会去完成故人所未完成的事业。如果说林昭是‘解放’后的盗火着，那么李晓明等就是薪火相传者，是真正怀念故人的人。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时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显然，林昭时代的《星火》没有燎原，因为它被黑暗给无情地吞噬了；而李晓明时代的《星火》也没有燎原，因为它同样被黑暗无情地给吞噬了。从林昭时代到李晓明时代，相隔了50 年；从李晓明到如今，又离去了好几年。孩子所看到的，不仅星火没有燎原，就连火种也似乎给熄灭了。

在无尽的黑夜里，有星火，但燎原不了，又没相传者，才是最坏的、最令人绝望窒息的。

《星火（薪火）电子杂志》以期做个后来者，也愿是个《星火》相传者，更愿做个在阳间的林昭，继前辈的脚步走下去。我们不敢奢谈——盼它能影响多远，能做多少，能走多久，只期后续有人，薪火能相传。若能如此，便纵使成灰成尘，也无憾了。

李晓明的《星火》曾许诺会陪着青年一起走夜路，可惜这份诚意被扼杀了；而相传的《星火》会继承这个许诺，陪着大家一起走夜路。相信，在无边的黑夜当中，只要有星火的存在，只要有人力争去做个薪火相传者——星火不熄，压抑、恐慌、焦虑、狂躁、迷惑、不安、无力就会减少、甚至消失；更相信，在一个黑暗的年代，薪火相传才是真正的启明星，有它的存在，黎明将会到来。

2015 年4 月26 日

出处：原载于2015年4月《星火（薪火）电子杂志》第1期总第5期；作者：孩子。

简介：《星火》是一份非营利的独立免费电子期刊，由一群年轻的志愿者创刊于2011年，首期的主编为李晓明，从第2期开始只有编委没有主编。杂志定为月刊，从第2期2012年1月刊出开始，每月刊出，可惜刊出第四期却宣布彻底停刊，并且是“因故不得不停刊”，之后，网上有第5期试刊号，意欲续志刊下去，编者不知，可惜最终却见不着续下去的期刊了。

《星火》电子杂志下载连接：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l_hzfMb3NXPS4t0LynccXjp-Bn73eNf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字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送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虐的国学之沧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一）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二）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丛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三）发现古物。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功。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过了魏晋人的“道家《易》”，却回到两汉的“道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隆，1763～1795；章学诚，1738～1800），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

他又说：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辉祖书》）

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数据。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道近视而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数据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桩重要的。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理。
（3）博采参考比较的数据。

（一）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例如治经，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禄、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段玉裁曾说：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基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可以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沾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

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正如《道藏》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易》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总之，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国学研究的范围。

（二）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说：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消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例如一部《说文解字》，是最没有条理系统的；向来的学者差不多全靠记忆的苦工夫，方才能用这部书。但这种苦工夫是最不经济的；如果有人能把《说文》重新编制一番（部首依笔划，每部的字也依笔划），再加上一个检字的索引（略如《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那就可省许多无谓的时间与记忆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清代的学者也有见到这一层的；如章学诚说：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仇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仇之良法欤？（《校仇通义》）

当日的学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这个见解，但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势力的时候，方才集合许多学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经籍纂诂》，“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王引之序）；“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钱大昕序）。这种书的功用，在于节省学者的功力，使学者不疲于功力之细碎，而省出精力来做更有用的事业。后来这一类的书被科场士子用作夹带的东西，用作抄窃的工具，所以有许多学者竟以用这种书为可耻的事。这是大错的。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预备，国学止限于少数有天才而又有闲空工夫的少数人；并且这些少数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减少他们的成绩。若大的事业，应该有许多人分担去做的，却落在少数人的肩膀上：这是国学所以不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这种“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人人能用古书，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

（乙）结帐式的整理。商人开店，到了年底，总要把这一年的帐结算一次，要晓得前一年的盈亏和年底的存货，然后继续进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帐的必要。学术上结帐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帐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古代结帐的书，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如唐宋的《十三经注疏》，如朱熹的《四书》，《诗集传》，《易本义》等，所以都在后世发生很大的影响，全是这个道理。三百年来，学者都不肯轻易做这种结帐的事业。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烂帐，没有条理，没有系统；人人从“粤若稽古”“关关雎鸠”说起，人人做的都是杂记式的稿本！怪不得学者看了要“望洋兴叹”了；怪不得国学有沦亡之忧了。我们试看科举时代投机的书坊肯费整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缩本编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们又看那时代的书坊肯费几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分经汇纂”，便又可以明白结帐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现在学问的途径多了，学者的时间与精力更有经济的必要了。例如《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帐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关连。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看见一屋子的烂帐簿，吓得吐舌缩不进去，只好叹口气，“算了罢！”《诗经》在今日所以渐渐无人过问，是少年人的罪过呢？还是《诗经》的专家的罪过呢？我们以为，我们若想少年学者研究《诗经》，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帐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帐。《诗经》的总帐里应该包括这四大项：

（A）异文的校勘：总结王应麟以来，直到陈乔枞、李富孙等校勘异文的帐。
（B）古韵的考究：总结吴棫、朱熹、陈第、顾炎武以来考证古音的帐
（C）训诂：总结毛公、郑玄以来直到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二千多年训诂的帐。
（D）见解（序说）：总结《诗序》，《诗辨妄》，《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龚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迷的帐。

有了这一本总帐，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帐里未曾解决的悬帐：这是提高。《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古学都是如此。我们试看前清用全力治经学，而经学的书不能流传于社会，倒是那几部用余力做的《墨子闲诂》、《荀子集解》、《庄子集释》一类结帐式的书流传最广。这不可以使我们觉悟结帐式的整理的重要吗？

（丙）专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帐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中国文化史：
（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
（三）经济史
（四）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

这是一个总系统。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但我们又觉得，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若不先做一番历史的整理工夫，初学的人实在无从下手，无从入门。后来的材料也无所统属；材料无所统属，是国学纷乱烦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分这几个步骤：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

（三）怎样“博采参考比较的数据”呢？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字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来被那方块头的分封说欺骗了，所以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用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来比较，就容易明白了。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广东音可以考《侵覃》各韵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声各韵的区别。近时西洋学者如 Karlgren，如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制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也极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议会制度史，我们更可以了解中国御史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哲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已发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还是几篇无人能解的奇书。韩非，王莽，王安石，李贽，……一班人，若没有西洋思想作比较，恐怕至今还是沉冤莫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得李觏、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易系辞传》里“易者，象也”的理论，得柏拉图的“法象论”的比较而更明白；荀卿书里“类不悖，虽久同理”的理论，得亚里士多德的“类不变论”的参考而更易懂。这都是明显的例。至于文学史上，小说戏曲近年忽然受学者的看重，民间俗歌近年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学接触比较的功效更不消说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术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参考比较的材料的。

以上随便举的例，只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我们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史，研究这三百年的学者的缺陷，知道他们的缺陷都是可以补救的；我们又返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署国学研究的数据。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民国十二，一月

出处：原载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作者：胡适。


简介：《国学季刊》于1923年1月创刊于北京大学，是学术性期刊，从1923年始到1951年结束，总共出了7卷24期。《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负责该期刊之编辑审查事宜，并由胡适担任主任委员，参加该期工作的有：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等。
维基文库：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3%80%8A%E5%9C%8B%E5%AD%B8%E5%AD%A3%E5%88%8A%E3%80%8B%E7%99%BC%E5%88%8A%E5%AE%A3%E8%A8%80

《文艺月报》创刊献辞

人类自有文化活动以来，文艺对顾于社会同情的唤起及生活的向上，便存在着巨大无比的潜力；换言之，文艺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了今天仍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原因，就在它本身具有一种社会的价值，它除了唤起人类的同情及扶持生活的向上以外，更有统一群众的情感使其趋向于共同目标的潜在功能。总统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最近发表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书内，对于当前有关文学艺术的问题，有过极其严正的指示。他首先指出了纯文艺方面的“纯真和美的文艺作品还嫌太少”，继即表示“表扬民族文化的作品还在萌芽和生长之中，还不够充实”；而对于造型美术方面的主张，则特别指出了“质胜于文”的重要性，并且强调着“美术最高的境界，便是智德合一，身心和谐的境界”。我们细绎总统的论著，立刻警觉到了自由中国这几年来的文艺建设，基于全体文艺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大体上虽然已经奠下初步的基础，但去理想完美的境界似尚极其辽远，而总统高瞻远瞩的主张，就不啻直接启示了今后文艺复兴的机运。我们倘能依照总统启示的各点努力作去，则本是冷漠荒凉的文艺园地，在不远的将来，定会充满了艳阳流辉，百花怒放的可喜景象，而文艺对于社会应有的效用，便也藉此充分发挥出来了。

本刊的创办，主要动机就是响应总统这一伟大的号召，想在今后文艺及美术的建设上，贡献出我们能贡献的力量。但任何一个刊物的创办，要使它在各方面有不断的进步，则除了编者的虚心努力以外，当无不仰赖读者及作者们的善意支持；而倘要这个刊物对于读者是有益的，则编者站在自己的立场，就不免对于作家们提出一些能接受的要求来。现在单就我们这一刊物来讲，编者对于作家们的要求，分下列数事：

一、要求作家们整理并发扬中国文艺上的宝贵资产。

我们相信一个民族既然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在它的民族性里面，一定会蕴藏着真善美的特点，而最能发挥光大这一特点的，当无过于文艺的创作。中国过去的文艺创作，有大部分是出自儒家之手，而在中国过去的各家思想里面，只有儒家思想综贯古今，形成了学术思想史上的正宗；所以惟有儒家思想可以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代表，它对于民族性陶冶最深，影响最大。我们当前的急务，是要扩大文艺研究的范围，运用历史的眼光去整理过去一切文艺上的遗产。我们必须这样作的原因，就是鉴于文艺是人类自然的心声，人生情绪最高尚的宣泄；古人把他们锐敏的观察及强烈的情感，编织到他们的作品里去，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特殊面貌，所谓两汉有两汉的文风，魏晋有魏晋的文风，推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不外是真善美的民族性在某一时期的自然流露。我们一方面运用历史的眼光去重新估定中国过去文艺的价值，一方面由旧文艺的整理中，把新文艺的观点建设起来。所谓“鉴往而知来的”，只要我们能用诚挚求真的态度，虚心体察，切实研讨，相信在过去中国的文艺史上，正有许多尚未开发的新园地等待我们去开发。

复次，文艺以其文字之美或形象之美给人以深刻的感动，这是古今一致的道理，严格说来，实无所谓新旧之分；而况凡是大作家的作品，在内容上都能表现一代人类的生活，宣泄一代人类的情感，声诉一代民生的痛苦与希望；我们研究古人文艺的源流与发展，学习其思想运用的方法与文字表现的技巧，这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创作的人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但我们这样说，并非主张作家们把他们的眼光与心力专注到考据或词章的研讨之内，钻进了典籍浩繁的故纸堆中，自我陶醉的徒发思古之幽情；这在万方多难，学科如林的今日，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能的。退一步讲，整理文艺遗产，也不仅限于读古书一项，试以清代学人的好古为例，他们除了典籍的研究以外，对于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陶器等等，都有超越前人的新的发现，这是我们亟应取法的一点。总之，我们整理文艺遗产，重在灵活运用，尤贵在发挥前人之所长，否则便是一切近于浪费。章氏遗书所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的名言，可以作为我们今后整理文艺遗产的指针。本刊在这一方面愿与作家们真诚的合作，举凡有关文艺史或艺术方面确有见地的著作，本刊敬谨代表读者表示竭诚的欢迎。

二、要求作家们把反共抗俄的题材，渗透到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

在一切的创作方法中，现实性的描写是一个最高的写作标准。只要我们抓紧整个真正的现实性，以反共抗俄为思想的中心去处理一切题材，久而久之，自然会产生出思想深刻，情绪饱满，影响力巨大的感人之作。更进一步说，每一位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不能不正视民族的现实，因为没有现实性的内容的文艺是没有生命的；每一位真正向往自由的人，不能不高举反共抗俄的旗帜，因为在匪俄的血腥统治下，是不容许有一点真正的自由存在的。但我们所要求的反共抗俄文艺，却决不仅仅局限于描写所谓反共游击队或匪谍叛国一类的故事，就算满足；那些故事倘能写得好，写得感人，当然也是最好的，但我们的题材却不应那样的狭窄。我们要把反共抗俄的题材，渗透到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一个作家，只要他感觉到了反共抗俄的重要，在他的感情上起了一个燃烧点，那便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去写或是写一些什么，结果都可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反共抗俄的佳作。更澈底的讲，正因为需要广泛地摄取反共抗俄的主题，这倒使得作家们不能不设法扩大他的视野，培养更其自由的海阔天空的创作活力。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道理，任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不应对之有所怀疑的。

作家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反共抗俄的文艺运动，推动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去。这因为就目前的情势说，反共抗俄已经成了一切生活的主流，除非作家自身和现实生活之间失掉了联系，恐怕不会有任何作家不曾深受这个主流的激荡。所以，作家们在今天把反共抗俄的真实意义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之内并非是怎样的难事，问题是在从什么角度去看或从什么方向去写罢了。按照我们的看法，凡是对于现实性有明确的把握，对于艺术的技巧有熟练的修养，使读者读后获得了清晰的概念和展望的作品，都是我们理想的好作品。每一位作家尽可以从不同的视野去选择他熟悉的题材，去运用他特殊的风格，只要不是口号化或公式化的，而是更深入的，更广大的，更实际的，更细微曲折的描写出来的，那作品便一定会汇合到反共抗俄的总流里面去的！

我们主张把文艺发展到更广泛的基地上去，那意思既非要求作家们写些脱离现实，徒然播弄文字技巧的作品；更非提倡什么低级的色情的作品，去博取读者们的赏识与麻醉。要知道当大多数的国民都在忍辱负重从事严肃的抗暴工作的时候，一个刊物的编者企图用色情的低级的趣味去麻醉群众，便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我们真正的意思是：为争取民族的生存的这场战斗，存在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抗暴的工作在方式上虽然是多样的，但在中心的思想上却是一致的，那便是所谓“人性的维护”。匪俄是反人性的，我们则是人性的保育者与维护者。作家们只要追踪着真挚的人性去从事创作，便不愁不能发散出震撼人心的光与热！无论是一首抒情的小诗也好，或一幕恋爱的戏剧也好，只要是正常的人性的维护，在广义上便都是对于匪俄思想的有力的抗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总结我们的论点是：反共目标虽然大家一致，创作题材尽可彼此自由。这是我们所热诚要求作家们的又一点。

三、要求作家们在情感上团结起来，相互砥砺完美的品格，作为时代精神的领导。

凡是一个有成就的文艺作家，在其心灵深处应该洋溢着真挚的热情，他的爱慕之情比常人为强，他的憎恶之情也比常人为大。要知道，文艺是时代的良心，作家们便是良心的战士。而每当一个良心枯萎，冷酷残忍的时代，作家们的责任更加重大，而为作家们所手创的文艺作品便也更能够放射出光芒万丈的良心的光辉。在这自由与极权，光明与黑暗正作殊死战斗的今日，我们为了要汇合一切力量，同万恶的匪俄周旋到底；我们为了要把中华民族的生命，从北极熊的爪牙下夺了回来，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所有的作家们都团结起来，使所有的作家们都拿着自己的武器参加到反共抗俄的营阵中去。根据这样的理由，我们的主张是：作家不妨多样，作品愈多愈好，战线愈大愈强！

现实的情势是万分的迫切，在文艺活动的领域内，已不容许作家们有徘徊瞻顾之余地。不可否认，今天文坛现况，有些事情尚不能叫我们尽觉满意；而少数朋友们也尚沈湎于私人利害的关系中，不能放大眼光，把人事的羁绊摆脱开去。我们从衷心反对把类似旧家庭的婆媳勃溪，姑嫂斗法的恶劣风气移到文坛上来；我们更反对虚伪敷衍，招是生非，人前说些官冕堂皇的言语，背后进行挑拨离间的无意识行为。我们要求作家们建立起如像兄弟姊妹一样的亲爱感情，手携着手，臂挽着臂，以精神团结精神，以品格融合品格。我们更要求作家们摆脱小我的桎梏，抛撤私人的芥蒂，把自己融化在全体大我的生命之内，--这种铜铁样的团结，就是挽救全民族命运的力量的总和！

作家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倘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思想缺乏人格的支持，便无从产生影响时代的伟大作品。每一个作家在团结奋斗的过程中，胸怀日趋开阔，气度日进宽大，由于自我教育与品格的成长，真善美的情操与日俱增，他不但作了同时代的人类的模范，也成为一切趋向光明的可靠的引路者。从这样的人格里面流露出来的表现时代的创作，自然会使读者们从作品的光明中得到了人生合理的观念与正当情感的陶冶。从另外一方面说来，作家们为了实现真理的光荣，就必须把道义的十字架背在身上。意大利的大艺术家米开兰基罗曾经说过几句名言道：“单是能绘画，是不够的，我觉得一个画家能使他的生活达到美善的境地，并且进一步侪于圣者的境界，这对于他是必要的。因为必须这样，圣灵才能激励他的精神。”在这纷纷扰扰的世局当中，米氏的名言成了有志的作家们的行为的指针。而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里面，总统也殷殷以“无德合一，身心和谐”的境界训勉国人，这种躬行实践的人格修养，也就是本刊同仁愿与作家们共同致力的一大目标！

走笔至此，不禁联想到了大陆上亿万的同胞，此刻正在熬受着贪婪的野兽的治；中华民族的血泪，差不多已把黄河长江染成了两道滚滚的赤潮，日夜呜咽着东流而去！这情形，想想是够悲惨的了！但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我们，是既不感伤，也不失望，因为我们的精神早就为反共抗俄的烈火燃烧起来，我们要用文艺的复兴去为民族的复兴开先辟先路！现在眼看一年的寒冬已经走到了尽头，让我们齐唱凯旋之歌，欢呼阳春之将至吧！

出处:原载于1954年1月15日《文艺月报》创刊号.


简介: 《文艺月报》1954年1月15日在台北创刊，于1955年12月出到第2卷第12期之后停刊，刚好出满两年24期。由虞君质主编， “中国新闻出版公司”发行。

《人文世界》创刊词

新办刊物，循例须有创刊词，宣明其宗旨、目的、内容、风格，与读者作者的共同需要、共同兴趣，冀以引起共鸣与支持。当今世界，传播事业，如风起云涌，一般知识的普及，几已无须藉文字帮助。新闻报章，行将渐趋落伍；何况此时此地，杂志刊物的流行，到处可见，创刊皆有词，且皆文章华丽，构思精辟，再复侈言文化学术，宣称为中国文化而努力，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而服务，不是流为口号，即是成为具文，多加一本刊物，多增一堆废纸而已。而吾辈不避艰辛，不畏挫折，为融会交流东西方文化思想，为复兴中国学术文化而创此园地，固然明知故犯，实亦不忍坐视人类世界自罹浩劫；而中国累积数千年的文化精神，足可补救物质文明的缺陷者，亦将随浮薄浊乱的世风剧变而沉沦也。

然东西方的文化学术，百绪千端，整理已经为难，欲穷源溯往，力求正本而开展新机，谈何容易？况今日世界，新迷于科学文明的疯狂，久困于精神意境的贫病，东西文化学术，几已陷于思想瘫痪的境界，徒藉平白之身，言不足以动听，名不足以惊众，思欲振聋发聩，挟泰山以超北海，适见其不知自量。虽然，学术文化，追根穷底，莫不基于人类的思想而来，而一般人思想的蔽锢，多由于物质欲望的蒙蔽，知识分子思想的停塞，多由于主观成见的阻碍；如能打通物质欲望的坎限，进向精神升华的领域，泯除主观的成见，窍开停塞的大道，万一有助于人类、世界、国家、民族者，亦足以告慰安心，庶几对于人类社会，薄有交代，便可长揖世间，身随物化而无遗憾于虚生矣。

然而文化学术，事非凭空虚构，必藉历史时代的潮流而运成其际会。自十九世纪以迄于今，西方文化学术的风潮，波澜壮阔，夹泥沙玉石滚滚而来。初则突破东方各国传统保守的藩篱，挹注西方学术的新思潮，促成历史文化的变乱；继之，由西方工商业革命与经济的影响，随同唯心哲学与唯物哲学的冲击，汇成各国政治思想的争变，扩而充之，形成国际间思想战的壁垒。基于宗教与哲学，以及人类社会应有的人伦道德，社会秩序，人生哲学，与今后自然科学发展结果的新趋向、新境界，既遭人类历史的大势所趋而破坏于前，又无新的思想学术，可与科学会师而整建于后。虽举世皆知其弊病日深，而乏救时的良药；物质文明愈趋进步，精神思想愈加颓丧，方今人文思想，更无新的指标可以导致人类消弭乱源，几已至于真空状态。后起之秀的一代青年，统皆感受现实的困扰而陷于紧张、恐怖、冷酷、斗狠的境地，于是造成本世纪的末期，尽为镇定剂与麻醉药品的时代，前因后果，栗然可惧。

本刊创办，实欲藉此园地，温故知新，集思广智，希望对此混沌世界，罅开人文思想的曙光，或者汇集涓滴的精思而益成智海，或者融通古今中外的精华而沛注慧学，皆有待于今后的精诚从事，与各界的不吝匡正。

出处：原载于1971年5月《人文世界》第1卷第1期号，作者：南怀瑾


简介：《人文世界》创刊于1971年5月，创办人南怀瑾。

《现代评论》本刊启事

本刊筹备，已经半载，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才获出版。同人等对于曾允赞助本刊的许多朋友，实深抱歉！本刊内容，包涵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凡对于本刊，愿赐佳作者，无论为通信或论著，俱所欢迎。本刊纯为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出处：原载于1924年12月13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


简介：简介：《现代评论》1924年12月13日创刊于北京，为综合性刊物。1928年12月29日终刊，共出版9卷，209期，另有增刊3期。该刊是一部分留学欧美的著名学者、作家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王士杰、高一涵、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主要刊载政论时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还刊有少量剧本。

《文学季刊》创刊词

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义》开始了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奠定了新文学的建设基础。

我们不再被囚禁于传统文学的“狭的笼”之中；我们不再以游戏的态度去写作什么无聊的文字。我们知道旧瓶绝对不能装新酒，我们也明白新瓶来装旧酒，其影响将是怎样的恶劣。

十五年来，在新形式新态度的双重指针之下，我们的文学是截然改观的有了数千年来所未有的急骤的进步与转变。这十五年来的文人的活动，无疑的将占有中国文学崭新的，而且是最伟硕的若干篇页。而现在还在急骤的进步与转变中发展着。

这十五年来，许多作家们，虽然其作风不同，观点不一，其所信仰的也未免有些歧异，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

有若干人会创造了好些部弘伟的著作；有若干人会领导了无穷无尽的第二代人向前奔驰而去；有若干人是怎样的鼓动新的青年们的心肺；有若干人是怎样的为这个古老的民族萌芽了复兴的探讨这个过去十五年的历史，我们是如何的兴奋与向往——虽然也有不少的不满与惆怅。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的日本大炮与硫磺弹，虽烧毁了一部分重要的文学刊物而使之中绝了他们的光荣的历史与使命；然而继续这残酷的屠杀之后的，我们的作家们却以更雄壮勇猛的精神，出而建立了若干更坚固的文坛的炮垒，敌人们的炮弹烧夷得了我们的物质上的建设，却绝对毁灭不了我们文化的火苗——反而更要煽炽了他们的光熖。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也将要尽我们的心力，以更健壮勇猛的精神，从事于新文学的建设。

我们这一部分人，——列名于下面的本刊编撰人名录里的百十个人，虽然作风未必完全相同，观点未必绝对的无歧异，却也自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便是：

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

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将：

（一）继续十五年来未竟全功的对于传统文学与非人文学的攻击与摧毁的工作；

（二）尽力于新文学的作风与技术的改进与发展；

（三）试要阐明我们文学的前途将是怎样的进展和向什么方向而进展。

因此我们的工作将这样的分配着；

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

二、文艺创作的努力；

三、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

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

五、国内文艺画报的批评与介绍。

这些都是很艰巨的工作；然而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至于收获如何，那是我们所不能预知的。

这虽是一个同人的杂志，然而将不限于刊载我们这百十个人的写作。我们敞开门，恳切的欢迎许多未曾认识的作家们的合作，我们希望藉着这个刊物，将更认识许多未曾认识的友人们。

只要是同道走着的人们，便都是我们的同伴。

出处：原载于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

《文学季刊》停刊词：告别的话

季刊到这期，刚刚满两周年。自然两年并不是长时期。但是，这两年中间我们也曾遇到一些风波，有几次意外的困境几乎使这刊物夭折了。然而靠几个人的苦心和多数投稿者与读者的大量的帮助，它终于支持到现在。这期间我们除了看清我们这文坛的真面目之外，还明白了人情事故，感到了爱憎，最可宝贵的是我们认识了一整代的向上的青年的心，而跟着他们叫出他们的苦痛与渴望了。

单就这两年的短促的存在来说，季刊也并不曾浪费地消耗过它的生命。然而环境却不许它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这里只用了简单的“环境”两个字，其实要把这详细解说出来，也可以耗费不少的篇页。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投稿者、读者告别。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朋友会哀悼这刊物的消灭；我们知道有一部分青年的呼声会因此而被窒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没有遗憾。然而在这个时代，在整个民族的命运陷在泥淖里的时候，这小小的刊物的存亡似乎是极其渺小的事情了。

文字是消磨生命与精力的东西。在太平的时候我们似乎也需要一些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来粉饰我们这民族的光荣。那时我们也许可以安安稳稳地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然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种余裕。我们的眼睛虽然近视，但我们并不是盲人。我们不必作故意吓人听闻的危言，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我们就知道这民族目前是站在怎样可怕的一个深渊的边沿上，一举脚却投到无底的黑洞里去。在这时候我们把全部力量用来挽救这危机还嫌不够，我们更没有多余的精力和生命消耗在文字上面。每个向上的青年倘若能够抛弃他们的笔去做一点更实际的事情，对于这个民族的绝望的挣扎也许还更有益处。否则有更多的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也绝不能挽回我们这民族的劫运。

在《发刊词》里面我们曾经发过一番冠冕堂皇的议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我们举出了下列的五种艰巨的工作：

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

二、文艺创作的努力；

三、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

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

五、国内文艺画报的批评与介绍。

现在我们把这八厚册的季刊仔细地翻阅一遍，我们可以坦白地承认在这方面我们的收获是极其贫弱。但我们并不为这个感到惭愧。我们知道，在跟着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这一点上，我们是尽了不小的责任了。在这八厚册中有许多篇创作是会跟着这一代的青年活下去的。我们知道文学不是没有生命的活骸，离了时代就没有文学。所以当一代青年的渴望应该用行为来表现的时候，我们也就毅然地牺牲了季刊的两年的可以说是光荣的存在而毫不顾惜了。

别了，我们真挚而大量的朋友们，这两年来承你们不断地给了我们种种的帮助和鼓舞，使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有勇气挣扎下去。倘若没有你们，我们连这一点成绩也不会得到。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力量的结果。这八厚册刊物摆在我们眼前，闪耀着，就像一颗光亮的星。星光虽然有时也会隐匿，但它却绝不会消灭。倘若有一天环境使我们有余裕重提起笔，那时候这颗星会发生灿烂的光辉，而我们这季刊也会像从火里出来的凤凰那样，以新生的姿态和你们相见了。我们这次的分别不会是永久的。别了，我们的真挚而大量的朋友们。

出处：原载于1935年12月《文学季刊》第2着第4期，未署名，作者：巴金。

《文学季刊》 复刊词

四个月以前我们怀着苦痛的心告别了读者，在《告别的话》里面我们解说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曾痛切地说：

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告了别。

然而，连这样软弱的话句，也遭受了藏在“王道”精神后面的刀斧。当我们的呼声被窒息的时候，别人甚至不许我们发出一声呻吟，申辩一下是非。于是各种各样的流言就在外面散布了，据说，我们这季刊的休刊，原因是读者的不需要。我们自然没法替自己辩护，但同时却有不少的读者用了笔和舌给我们送来安慰和鼓舞。

这安慰和鼓舞始终没有间断过，到后来就离了语言文字而被用行动来表现了。这一次是真实的读者出来表示了他们的需要。这事实使我们得以从被强迫的沉默中翻了身。我们这季刊是复活了，而且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是以新生的姿态复活了。

但我们并不是忘恩的、背信的。我们在《告别的话》中所允许过朋友们的一些约言，我们要尽力去实践。以前的季刊是我们和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的月刊也应该是的。
　　

我们不是盲人，我们看得见我们这民族正站在一个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上，所以我们依旧没有余裕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这民族的光荣。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季刊曾尽过一点责任，我们的月刊也会沿着这路线进行的。至于我们这一次能否完成这工作，那全靠朋友们的大量的支持了。

出处：原载于1936年1月1日《文季月刊》第1卷第1期，署文学季刊社，作者：巴金。

 简介：《文学季刊》现代文学期刊。1934年1月1日于北平创刊，至1935年12月16日停刊，共出2卷4期。每期约40万字。北平立达书局发行。主编为郑振铎、章靳以。巴金等参与编务。逾半年，在上海改名为《文季月刊》出版。1936年 6月1 日创刊号上载有文学季刊社的《复刊词》。至同年12月1日第2卷第1号即遭当局查禁，仅出7期。巴金、靳以合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