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发刊词（一）：一城一旅从头起

回溯1919 年5 月4 日之中国，青年一代纷纷走上街头，为国家及民族命运而奔走呼号，为唤醒民众意识而不遗余力。反观九十余载后，现今置身驳杂时代影像中之青年一代，或沉迷于抒情意象而无病呻吟之，或热衷于体制内种种福利而奋力追逐之，或安于一己之利而对公益漠然视之。虽不乏振臂高呼摇旗呐喊之士，但只怕其“修齐治平”的内心冲动与狂热理想远甚于科学思维的严谨与冷静。尚无“清明的头脑”以洞察现今社会之种种，遑论改造？动辄便以发言的姿态指点江山，喜好宏大修辞与它国流行话语，殊不知此举恰恰遮蔽了吾国现世之种种具体问题。有道是“知易行难”，恐怕是知亦不易。

鉴于此，本刊主张自用思想与理性论证，且后者尤重。不论何种意见主张，但凡尽一己之力予以充分说理者，皆鼓掌欢迎。

本刊虽冠“星火”之称，却无燎原之妄想。仅愿吾等可摒弃稚拙与躁动，冷观当下。

望同道之士共勉之。

出处：原载于2011《星火》杂志创刊号，署名：星火杂志编辑部。

《星火》发刊词（二）：从星火到太阳

夜，黑极了。

在夜黑风高、盗匪横行的时代，究竟有谁在走夜路的时候是安全的呢？黑暗中匪徒们力量强大、气焰嚣张，善良的人们因恐惧和不安瑟瑟发抖，偶尔可以看到个别的猛士侠客在奋起反抗时被棒杀在地。这悲壮的牺牲内化了人们的绝望，他们自觉束手无策，或诅咒黑暗，或祈求保佑，或跪地求饶。

夜太黑，盗匪太凶残，让人看不到光明的路。

可是有谁能想到，这时天上有星火划过，光芒微弱却温暖了人们的眼睛，唤起了人们对光明的憧憬。那些看到星火的人把这个兴奋的消息传递了开来，人们纷纷掏出柜子里尘封的蜡烛，点亮了走到街上……就在他们走出房门的那一刻，他们看到星火的海洋——那是一颗久违的太阳。

《星火》杂志所希冀的，便是能有幸成为那一颗星火。《星火》不会有正午太阳那般耀眼的光芒，它只是午夜中的一道幽光，给黑暗中恐惧的人们，带来黎明的希望。《星火》希望能用自己微弱的光亮告诉黑暗中的人们：光明是一个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而一切好东西都不会消失——而我们只需点燃蜡烛，就可以重获太阳。《星火》不会是暴雨，也不会有毕功于一役的幻想。《星火》将会是一场绵延的人文之雨，以其持续性慢慢地唤醒这片沉睡的土地，唤醒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人性的信心。

《星火》是由一群推崇人的价值的理想青年创办、以青年大学生为主要撰稿和阅读群体的一份人文、思想、生活期刊。

《星火》无任何商业利益和特定政治倾向，其宗旨是客观、理性、仁爱、正义，向往文明，倡导进步。

《星火》凭借的是理想青年们的热情、良善、理性、踏实和勤奋，启发当代青年大学生思考自身与世界，以期唤醒和重树中国青年对人性的信心，对社会的希望，为青年投身社会建设提供原动力。

《星火》会陪着青年们一起走夜路，一起点燃蜡烛，一起看到太阳。青年们，请记住：如果你点燃了你的蜡烛，你就是一颗星火，你就是一颗太阳！

《星火》与青年们共勉。

出处：原载于2011 年11 月《星火》杂志创刊号，署名：星火杂志社。

星火公告

1、《星火》是一份非营利的独立免费电子期刊，无任何商业目的，仅供大家学习交流使用。

2、本刊所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星火》杂志社立场。

3、我们提倡原创，尊重版权，部分转载稿件、图片若涉及到版权问题，请权利人及时与本刊联系，本刊将会及时处理。

出处：原载于2011年11月《星火》杂志创刊号。

《星火》停刊词：彻底的告别

由于诸多原因，《星火》杂志做出了彻底停刊的决定，这次停刊是彻底的，也不会有复刊的打算。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并致谢，感谢朋友们长久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星火》自创刊以来，诸多星火同仁对之的热情及为之付出的心血，见证了它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变成后来的一本可视可读的杂志。今日杂志彻底停刊，故对杂志短促的历程做一个回顾和总结，算是对读者们的一个交代。

《星火》自2011 年10 月创刊号发布以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在杂志第一期，我们关注了“辛亥百年”的话题——“革命、改良与百年中国”，力图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一百年前的那次革命给中国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第二期，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体，通过近距离的接触，给大家呈现了另一个中国，另一个常在人们视线之外却又真实存在的中国，我们关心他们的生存现状，想尽力反映他们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到这一群体，一个真正和谐、强大的中国不应该把他们遗忘。第三期，我们关注了“韩三篇”关于革命、民主、自由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大家观点各异，从不同角度对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评判，我们感谢韩寒及参与讨论的诸位，引发这一场公众广场上的思想运动，让这一话题可以进入更多人视野，引发更多关注和思考，成为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公民社会的一次很好历练。我们同时还做过几期社会观察的话题，重点关注了小悦悦事件、甘肃校车事故及令人纠结的春运车票话题等，在这个众声喧哗、各种价值观相互激烈碰撞的的社会转型时代，发出我们青年人的声音，表达我们青年人对这个时代及对社会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还有“星火公益”版块。在杂志的最初设计方案中并没有这一版块，第一期公益关于患红斑狼疮的广东女孩黄妮超的相关稿件，几乎是在杂志定版前夜才拿到的。我们的编辑也是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条相关的新闻后，迅速联系到并采访了相关人士，很多人是连夜才把稿子赶写出来。杂志第二期公益主题关注人物是吉林重度脑瘫患者王海波，是从一位热心公益的博友那里了解到的，当我通过一个个链接找到了网络背后这位特殊的诗人的时候，还是被深深地触动了。之后与海波取得了联系，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打字速度较慢，语音也有一定障碍，不是熟悉的人一般较难以听清楚，与之的联系虽然次数很多，但交流的内容比较有限。后来通过接触他身边的亲人好友及博客圈上的一些朋友，渐渐地多了一些了解，知道了海波曾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星火》杂志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为他做了一本电子版的诗集合刊。历时三周多的时间，团队的一位美编把海波四年来发表在博客上的近400 多首诗篇进行了归类、整理、校对、排版，并向海波的诸位朋友发了邀约写一些序言寄语，大家都回应积极并热心参与，共收到序言6 篇，寄语祝福十多条。当诗集最后做出来给海波看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谢谢朋友”，虽然言短但能感觉出他的心情。在杂志的第三期，《星火》杂志关注了湖南湘乡市帕金森病患者张伟，他为自己的日志空间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与帕共舞，通过接触才了解到“诗意”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失意的经历。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把自己十年抗帕的心路历程写成文字放在网络上，在激励帕友们重鼓信心、勇于生活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探寻。4 月的他将赴广州做手术并参加一次重要的活动，力推全国帕金森协会的成立，为更多帕友照见前路，点亮希望。

“星火公益，爱是行动”，是我们杂志公益版的主题和理念，做公益活动最重要的即是行动，一次次具体的行动。星火虽微，大家都行动起来，聚集四方流离的善与爱心，就会成一团温暖的火焰，照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由于经验及能力有限，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选题上还比较弱势，前瞻性策划性不够，组稿约稿能力也有待提升，校对不够精细，版面设计上提升的空间也还很大。然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些缺憾了……

作为一份定位于青年人阅读的人文思想期刊，《星火》杂志宗旨是“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理性关注、人文情怀”，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理性、变得多元，多一些爱与包容，多一点善与希望，有异见而没有异类，有分歧而没有纷争。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杂志质量的改进，努力为大家提供更有价值的阅读内容。容纳多方观点，摈弃情绪化的表达，为大家提供一个思想交流争鸣的平台。我们没有如椽的巨笔，也没有振聋发聩的扬声器；没有粉丝如云的意见领袖，也没有声望威望极高的学界权威。这里只有一群普通的青年人，做着平实的工作，为着朴素的理想。

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爱自己。我们创办这份杂志的初衷便是传播“仁爱”和“责任”的理念，今日因故不得不停刊，使我们不得不和《星火》以及诸多的读者们彻底的告别，也请大家原谅我们不能再坚持下去。

在此，星火杂志全体成员再次向读者们致谢并致歉。

出处：原载于2012年3月《星火》第3期总第4期，作者：星火杂志社。

停刊公告

由于一些原因，《星火》杂志 准备停刊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的关注和支持，感谢这一路来的同行，不管未来会如何，我们坚信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星火》虽 然离去， 星火不会熄灭。

出处：原载于2012年3月《星火》停刊号。

星火燎原与薪火相传——为《星火（薪火）电子杂志》试刊而作

在漆黑的夜晚，能见到星光，总是能带给我们些许的欣喜。夜虽然漫长，但终归是离黎明并不遥远，它会限时到来，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底；因此，漫长的夜晚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恐慌与焦虑。然而，社会的黑夜，我们置身其中，仿佛没有指南与怀表，找不着方向与黎明，恐慌与焦虑也就随之而来。

当下的情形是，我们就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多数渴望星光的人，被无边的黑夜卷入了压抑、恐慌、焦虑、狂躁、迷惑、不安、无力的黑洞，并且在黑洞里迷失、消失了自己。

夜，固然黑且漫长，总还有让人内心温暖、眼睛湿润的时候，《星火》无疑带给很多人这样的感动。

《星火》带给人的，除了感动还有灾难。1960 年的《星火》使很多人遭受了牢狱之灾，并且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为此断送了自己的性命；50 年后的《星火》继前人之遗志，想薪火相传下去，却只是在黑夜里艰难地闪烁了四次。也许是相差了50 年，所以大家的命运也不一样；黑夜熄灭了《星火》，点火者都免去了牢狱之灾。这样的结局，孩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幸的是它没有给点火者带来灾难，不幸的是燃起来的《星火》又给熄灭了，夜又交给了黑暗。

4．29 又要到来了，前赴后继去给林昭扫墓的仁人志士又将踏上起程的步伐。然而，孩子却有些迷然，是因为有感于真正懂林昭的人少之又少；如果说去给故人扫墓是对故人最好的怀念，孩子却并不这样以为，真正那些怀念故人的人，会去完成故人所未完成的事业。如果说林昭是‘解放’后的盗火着，那么李晓明等就是薪火相传者，是真正怀念故人的人。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时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显然，林昭时代的《星火》没有燎原，因为它被黑暗给无情地吞噬了；而李晓明时代的《星火》也没有燎原，因为它同样被黑暗无情地给吞噬了。从林昭时代到李晓明时代，相隔了50 年；从李晓明到如今，又离去了好几年。孩子所看到的，不仅星火没有燎原，就连火种也似乎给熄灭了。

在无尽的黑夜里，有星火，但燎原不了，又没相传者，才是最坏的、最令人绝望窒息的。

《星火（薪火）电子杂志》以期做个后来者，也愿是个《星火》相传者，更愿做个在阳间的林昭，继前辈的脚步走下去。我们不敢奢谈——盼它能影响多远，能做多少，能走多久，只期后续有人，薪火能相传。若能如此，便纵使成灰成尘，也无憾了。

李晓明的《星火》曾许诺会陪着青年一起走夜路，可惜这份诚意被扼杀了；而相传的《星火》会继承这个许诺，陪着大家一起走夜路。相信，在无边的黑夜当中，只要有星火的存在，只要有人力争去做个薪火相传者——星火不熄，压抑、恐慌、焦虑、狂躁、迷惑、不安、无力就会减少、甚至消失；更相信，在一个黑暗的年代，薪火相传才是真正的启明星，有它的存在，黎明将会到来。

2015 年4 月26 日

出处：原载于2015年4月《星火（薪火）电子杂志》第1期总第5期；作者：孩子。

简介：《星火》是一份非营利的独立免费电子期刊，由一群年轻的志愿者创刊于2011年，首期的主编为李晓明，从第2期开始只有编委没有主编。杂志定为月刊，从第2期2012年1月刊出开始，每月刊出，可惜刊出第四期却宣布彻底停刊，并且是“因故不得不停刊”，之后，网上有第5期试刊号，意欲续志刊下去，编者不知，可惜最终却见不着续下去的期刊了。

《星火》电子杂志下载连接：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l_hzfMb3NXPS4t0LynccXjp-Bn73eNf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字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送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虐的国学之沧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一）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二）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丛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三）发现古物。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功。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过了魏晋人的“道家《易》”，却回到两汉的“道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隆，1763～1795；章学诚，1738～1800），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

他又说：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辉祖书》）

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数据。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道近视而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数据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桩重要的。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理。
（3）博采参考比较的数据。

（一）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例如治经，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禄、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段玉裁曾说：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基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可以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沾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

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正如《道藏》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易》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总之，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国学研究的范围。

（二）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说：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消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例如一部《说文解字》，是最没有条理系统的；向来的学者差不多全靠记忆的苦工夫，方才能用这部书。但这种苦工夫是最不经济的；如果有人能把《说文》重新编制一番（部首依笔划，每部的字也依笔划），再加上一个检字的索引（略如《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那就可省许多无谓的时间与记忆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清代的学者也有见到这一层的；如章学诚说：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仇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仇之良法欤？（《校仇通义》）

当日的学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这个见解，但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势力的时候，方才集合许多学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经籍纂诂》，“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王引之序）；“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钱大昕序）。这种书的功用，在于节省学者的功力，使学者不疲于功力之细碎，而省出精力来做更有用的事业。后来这一类的书被科场士子用作夹带的东西，用作抄窃的工具，所以有许多学者竟以用这种书为可耻的事。这是大错的。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预备，国学止限于少数有天才而又有闲空工夫的少数人；并且这些少数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减少他们的成绩。若大的事业，应该有许多人分担去做的，却落在少数人的肩膀上：这是国学所以不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这种“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人人能用古书，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

（乙）结帐式的整理。商人开店，到了年底，总要把这一年的帐结算一次，要晓得前一年的盈亏和年底的存货，然后继续进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帐的必要。学术上结帐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帐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古代结帐的书，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如唐宋的《十三经注疏》，如朱熹的《四书》，《诗集传》，《易本义》等，所以都在后世发生很大的影响，全是这个道理。三百年来，学者都不肯轻易做这种结帐的事业。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烂帐，没有条理，没有系统；人人从“粤若稽古”“关关雎鸠”说起，人人做的都是杂记式的稿本！怪不得学者看了要“望洋兴叹”了；怪不得国学有沦亡之忧了。我们试看科举时代投机的书坊肯费整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缩本编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们又看那时代的书坊肯费几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分经汇纂”，便又可以明白结帐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现在学问的途径多了，学者的时间与精力更有经济的必要了。例如《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帐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关连。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看见一屋子的烂帐簿，吓得吐舌缩不进去，只好叹口气，“算了罢！”《诗经》在今日所以渐渐无人过问，是少年人的罪过呢？还是《诗经》的专家的罪过呢？我们以为，我们若想少年学者研究《诗经》，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帐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帐。《诗经》的总帐里应该包括这四大项：

（A）异文的校勘：总结王应麟以来，直到陈乔枞、李富孙等校勘异文的帐。
（B）古韵的考究：总结吴棫、朱熹、陈第、顾炎武以来考证古音的帐
（C）训诂：总结毛公、郑玄以来直到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二千多年训诂的帐。
（D）见解（序说）：总结《诗序》，《诗辨妄》，《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龚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迷的帐。

有了这一本总帐，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帐里未曾解决的悬帐：这是提高。《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古学都是如此。我们试看前清用全力治经学，而经学的书不能流传于社会，倒是那几部用余力做的《墨子闲诂》、《荀子集解》、《庄子集释》一类结帐式的书流传最广。这不可以使我们觉悟结帐式的整理的重要吗？

（丙）专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帐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中国文化史：
（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
（三）经济史
（四）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

这是一个总系统。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但我们又觉得，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若不先做一番历史的整理工夫，初学的人实在无从下手，无从入门。后来的材料也无所统属；材料无所统属，是国学纷乱烦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分这几个步骤：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

（三）怎样“博采参考比较的数据”呢？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字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来被那方块头的分封说欺骗了，所以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用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来比较，就容易明白了。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广东音可以考《侵覃》各韵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声各韵的区别。近时西洋学者如 Karlgren，如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制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也极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议会制度史，我们更可以了解中国御史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哲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已发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还是几篇无人能解的奇书。韩非，王莽，王安石，李贽，……一班人，若没有西洋思想作比较，恐怕至今还是沉冤莫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得李觏、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易系辞传》里“易者，象也”的理论，得柏拉图的“法象论”的比较而更明白；荀卿书里“类不悖，虽久同理”的理论，得亚里士多德的“类不变论”的参考而更易懂。这都是明显的例。至于文学史上，小说戏曲近年忽然受学者的看重，民间俗歌近年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学接触比较的功效更不消说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术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参考比较的材料的。

以上随便举的例，只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我们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史，研究这三百年的学者的缺陷，知道他们的缺陷都是可以补救的；我们又返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署国学研究的数据。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民国十二，一月

出处：原载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作者：胡适。


简介：《国学季刊》于1923年1月创刊于北京大学，是学术性期刊，从1923年始到1951年结束，总共出了7卷24期。《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负责该期刊之编辑审查事宜，并由胡适担任主任委员，参加该期工作的有：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等。
维基文库：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3%80%8A%E5%9C%8B%E5%AD%B8%E5%AD%A3%E5%88%8A%E3%80%8B%E7%99%BC%E5%88%8A%E5%AE%A3%E8%A8%80

《文艺月报》创刊献辞

人类自有文化活动以来，文艺对顾于社会同情的唤起及生活的向上，便存在着巨大无比的潜力；换言之，文艺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了今天仍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原因，就在它本身具有一种社会的价值，它除了唤起人类的同情及扶持生活的向上以外，更有统一群众的情感使其趋向于共同目标的潜在功能。总统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最近发表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书内，对于当前有关文学艺术的问题，有过极其严正的指示。他首先指出了纯文艺方面的“纯真和美的文艺作品还嫌太少”，继即表示“表扬民族文化的作品还在萌芽和生长之中，还不够充实”；而对于造型美术方面的主张，则特别指出了“质胜于文”的重要性，并且强调着“美术最高的境界，便是智德合一，身心和谐的境界”。我们细绎总统的论著，立刻警觉到了自由中国这几年来的文艺建设，基于全体文艺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大体上虽然已经奠下初步的基础，但去理想完美的境界似尚极其辽远，而总统高瞻远瞩的主张，就不啻直接启示了今后文艺复兴的机运。我们倘能依照总统启示的各点努力作去，则本是冷漠荒凉的文艺园地，在不远的将来，定会充满了艳阳流辉，百花怒放的可喜景象，而文艺对于社会应有的效用，便也藉此充分发挥出来了。

本刊的创办，主要动机就是响应总统这一伟大的号召，想在今后文艺及美术的建设上，贡献出我们能贡献的力量。但任何一个刊物的创办，要使它在各方面有不断的进步，则除了编者的虚心努力以外，当无不仰赖读者及作者们的善意支持；而倘要这个刊物对于读者是有益的，则编者站在自己的立场，就不免对于作家们提出一些能接受的要求来。现在单就我们这一刊物来讲，编者对于作家们的要求，分下列数事：

一、要求作家们整理并发扬中国文艺上的宝贵资产。

我们相信一个民族既然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在它的民族性里面，一定会蕴藏着真善美的特点，而最能发挥光大这一特点的，当无过于文艺的创作。中国过去的文艺创作，有大部分是出自儒家之手，而在中国过去的各家思想里面，只有儒家思想综贯古今，形成了学术思想史上的正宗；所以惟有儒家思想可以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代表，它对于民族性陶冶最深，影响最大。我们当前的急务，是要扩大文艺研究的范围，运用历史的眼光去整理过去一切文艺上的遗产。我们必须这样作的原因，就是鉴于文艺是人类自然的心声，人生情绪最高尚的宣泄；古人把他们锐敏的观察及强烈的情感，编织到他们的作品里去，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特殊面貌，所谓两汉有两汉的文风，魏晋有魏晋的文风，推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不外是真善美的民族性在某一时期的自然流露。我们一方面运用历史的眼光去重新估定中国过去文艺的价值，一方面由旧文艺的整理中，把新文艺的观点建设起来。所谓“鉴往而知来的”，只要我们能用诚挚求真的态度，虚心体察，切实研讨，相信在过去中国的文艺史上，正有许多尚未开发的新园地等待我们去开发。

复次，文艺以其文字之美或形象之美给人以深刻的感动，这是古今一致的道理，严格说来，实无所谓新旧之分；而况凡是大作家的作品，在内容上都能表现一代人类的生活，宣泄一代人类的情感，声诉一代民生的痛苦与希望；我们研究古人文艺的源流与发展，学习其思想运用的方法与文字表现的技巧，这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创作的人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但我们这样说，并非主张作家们把他们的眼光与心力专注到考据或词章的研讨之内，钻进了典籍浩繁的故纸堆中，自我陶醉的徒发思古之幽情；这在万方多难，学科如林的今日，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能的。退一步讲，整理文艺遗产，也不仅限于读古书一项，试以清代学人的好古为例，他们除了典籍的研究以外，对于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陶器等等，都有超越前人的新的发现，这是我们亟应取法的一点。总之，我们整理文艺遗产，重在灵活运用，尤贵在发挥前人之所长，否则便是一切近于浪费。章氏遗书所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的名言，可以作为我们今后整理文艺遗产的指针。本刊在这一方面愿与作家们真诚的合作，举凡有关文艺史或艺术方面确有见地的著作，本刊敬谨代表读者表示竭诚的欢迎。

二、要求作家们把反共抗俄的题材，渗透到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

在一切的创作方法中，现实性的描写是一个最高的写作标准。只要我们抓紧整个真正的现实性，以反共抗俄为思想的中心去处理一切题材，久而久之，自然会产生出思想深刻，情绪饱满，影响力巨大的感人之作。更进一步说，每一位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不能不正视民族的现实，因为没有现实性的内容的文艺是没有生命的；每一位真正向往自由的人，不能不高举反共抗俄的旗帜，因为在匪俄的血腥统治下，是不容许有一点真正的自由存在的。但我们所要求的反共抗俄文艺，却决不仅仅局限于描写所谓反共游击队或匪谍叛国一类的故事，就算满足；那些故事倘能写得好，写得感人，当然也是最好的，但我们的题材却不应那样的狭窄。我们要把反共抗俄的题材，渗透到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一个作家，只要他感觉到了反共抗俄的重要，在他的感情上起了一个燃烧点，那便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去写或是写一些什么，结果都可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反共抗俄的佳作。更澈底的讲，正因为需要广泛地摄取反共抗俄的主题，这倒使得作家们不能不设法扩大他的视野，培养更其自由的海阔天空的创作活力。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道理，任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不应对之有所怀疑的。

作家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反共抗俄的文艺运动，推动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去。这因为就目前的情势说，反共抗俄已经成了一切生活的主流，除非作家自身和现实生活之间失掉了联系，恐怕不会有任何作家不曾深受这个主流的激荡。所以，作家们在今天把反共抗俄的真实意义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之内并非是怎样的难事，问题是在从什么角度去看或从什么方向去写罢了。按照我们的看法，凡是对于现实性有明确的把握，对于艺术的技巧有熟练的修养，使读者读后获得了清晰的概念和展望的作品，都是我们理想的好作品。每一位作家尽可以从不同的视野去选择他熟悉的题材，去运用他特殊的风格，只要不是口号化或公式化的，而是更深入的，更广大的，更实际的，更细微曲折的描写出来的，那作品便一定会汇合到反共抗俄的总流里面去的！

我们主张把文艺发展到更广泛的基地上去，那意思既非要求作家们写些脱离现实，徒然播弄文字技巧的作品；更非提倡什么低级的色情的作品，去博取读者们的赏识与麻醉。要知道当大多数的国民都在忍辱负重从事严肃的抗暴工作的时候，一个刊物的编者企图用色情的低级的趣味去麻醉群众，便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我们真正的意思是：为争取民族的生存的这场战斗，存在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抗暴的工作在方式上虽然是多样的，但在中心的思想上却是一致的，那便是所谓“人性的维护”。匪俄是反人性的，我们则是人性的保育者与维护者。作家们只要追踪着真挚的人性去从事创作，便不愁不能发散出震撼人心的光与热！无论是一首抒情的小诗也好，或一幕恋爱的戏剧也好，只要是正常的人性的维护，在广义上便都是对于匪俄思想的有力的抗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总结我们的论点是：反共目标虽然大家一致，创作题材尽可彼此自由。这是我们所热诚要求作家们的又一点。

三、要求作家们在情感上团结起来，相互砥砺完美的品格，作为时代精神的领导。

凡是一个有成就的文艺作家，在其心灵深处应该洋溢着真挚的热情，他的爱慕之情比常人为强，他的憎恶之情也比常人为大。要知道，文艺是时代的良心，作家们便是良心的战士。而每当一个良心枯萎，冷酷残忍的时代，作家们的责任更加重大，而为作家们所手创的文艺作品便也更能够放射出光芒万丈的良心的光辉。在这自由与极权，光明与黑暗正作殊死战斗的今日，我们为了要汇合一切力量，同万恶的匪俄周旋到底；我们为了要把中华民族的生命，从北极熊的爪牙下夺了回来，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所有的作家们都团结起来，使所有的作家们都拿着自己的武器参加到反共抗俄的营阵中去。根据这样的理由，我们的主张是：作家不妨多样，作品愈多愈好，战线愈大愈强！

现实的情势是万分的迫切，在文艺活动的领域内，已不容许作家们有徘徊瞻顾之余地。不可否认，今天文坛现况，有些事情尚不能叫我们尽觉满意；而少数朋友们也尚沈湎于私人利害的关系中，不能放大眼光，把人事的羁绊摆脱开去。我们从衷心反对把类似旧家庭的婆媳勃溪，姑嫂斗法的恶劣风气移到文坛上来；我们更反对虚伪敷衍，招是生非，人前说些官冕堂皇的言语，背后进行挑拨离间的无意识行为。我们要求作家们建立起如像兄弟姊妹一样的亲爱感情，手携着手，臂挽着臂，以精神团结精神，以品格融合品格。我们更要求作家们摆脱小我的桎梏，抛撤私人的芥蒂，把自己融化在全体大我的生命之内，--这种铜铁样的团结，就是挽救全民族命运的力量的总和！

作家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倘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思想缺乏人格的支持，便无从产生影响时代的伟大作品。每一个作家在团结奋斗的过程中，胸怀日趋开阔，气度日进宽大，由于自我教育与品格的成长，真善美的情操与日俱增，他不但作了同时代的人类的模范，也成为一切趋向光明的可靠的引路者。从这样的人格里面流露出来的表现时代的创作，自然会使读者们从作品的光明中得到了人生合理的观念与正当情感的陶冶。从另外一方面说来，作家们为了实现真理的光荣，就必须把道义的十字架背在身上。意大利的大艺术家米开兰基罗曾经说过几句名言道：“单是能绘画，是不够的，我觉得一个画家能使他的生活达到美善的境地，并且进一步侪于圣者的境界，这对于他是必要的。因为必须这样，圣灵才能激励他的精神。”在这纷纷扰扰的世局当中，米氏的名言成了有志的作家们的行为的指针。而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里面，总统也殷殷以“无德合一，身心和谐”的境界训勉国人，这种躬行实践的人格修养，也就是本刊同仁愿与作家们共同致力的一大目标！

走笔至此，不禁联想到了大陆上亿万的同胞，此刻正在熬受着贪婪的野兽的治；中华民族的血泪，差不多已把黄河长江染成了两道滚滚的赤潮，日夜呜咽着东流而去！这情形，想想是够悲惨的了！但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我们，是既不感伤，也不失望，因为我们的精神早就为反共抗俄的烈火燃烧起来，我们要用文艺的复兴去为民族的复兴开先辟先路！现在眼看一年的寒冬已经走到了尽头，让我们齐唱凯旋之歌，欢呼阳春之将至吧！

出处:原载于1954年1月15日《文艺月报》创刊号.


简介: 《文艺月报》1954年1月15日在台北创刊，于1955年12月出到第2卷第12期之后停刊，刚好出满两年24期。由虞君质主编， “中国新闻出版公司”发行。

《人文世界》创刊词

新办刊物，循例须有创刊词，宣明其宗旨、目的、内容、风格，与读者作者的共同需要、共同兴趣，冀以引起共鸣与支持。当今世界，传播事业，如风起云涌，一般知识的普及，几已无须藉文字帮助。新闻报章，行将渐趋落伍；何况此时此地，杂志刊物的流行，到处可见，创刊皆有词，且皆文章华丽，构思精辟，再复侈言文化学术，宣称为中国文化而努力，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而服务，不是流为口号，即是成为具文，多加一本刊物，多增一堆废纸而已。而吾辈不避艰辛，不畏挫折，为融会交流东西方文化思想，为复兴中国学术文化而创此园地，固然明知故犯，实亦不忍坐视人类世界自罹浩劫；而中国累积数千年的文化精神，足可补救物质文明的缺陷者，亦将随浮薄浊乱的世风剧变而沉沦也。

然东西方的文化学术，百绪千端，整理已经为难，欲穷源溯往，力求正本而开展新机，谈何容易？况今日世界，新迷于科学文明的疯狂，久困于精神意境的贫病，东西文化学术，几已陷于思想瘫痪的境界，徒藉平白之身，言不足以动听，名不足以惊众，思欲振聋发聩，挟泰山以超北海，适见其不知自量。虽然，学术文化，追根穷底，莫不基于人类的思想而来，而一般人思想的蔽锢，多由于物质欲望的蒙蔽，知识分子思想的停塞，多由于主观成见的阻碍；如能打通物质欲望的坎限，进向精神升华的领域，泯除主观的成见，窍开停塞的大道，万一有助于人类、世界、国家、民族者，亦足以告慰安心，庶几对于人类社会，薄有交代，便可长揖世间，身随物化而无遗憾于虚生矣。

然而文化学术，事非凭空虚构，必藉历史时代的潮流而运成其际会。自十九世纪以迄于今，西方文化学术的风潮，波澜壮阔，夹泥沙玉石滚滚而来。初则突破东方各国传统保守的藩篱，挹注西方学术的新思潮，促成历史文化的变乱；继之，由西方工商业革命与经济的影响，随同唯心哲学与唯物哲学的冲击，汇成各国政治思想的争变，扩而充之，形成国际间思想战的壁垒。基于宗教与哲学，以及人类社会应有的人伦道德，社会秩序，人生哲学，与今后自然科学发展结果的新趋向、新境界，既遭人类历史的大势所趋而破坏于前，又无新的思想学术，可与科学会师而整建于后。虽举世皆知其弊病日深，而乏救时的良药；物质文明愈趋进步，精神思想愈加颓丧，方今人文思想，更无新的指标可以导致人类消弭乱源，几已至于真空状态。后起之秀的一代青年，统皆感受现实的困扰而陷于紧张、恐怖、冷酷、斗狠的境地，于是造成本世纪的末期，尽为镇定剂与麻醉药品的时代，前因后果，栗然可惧。

本刊创办，实欲藉此园地，温故知新，集思广智，希望对此混沌世界，罅开人文思想的曙光，或者汇集涓滴的精思而益成智海，或者融通古今中外的精华而沛注慧学，皆有待于今后的精诚从事，与各界的不吝匡正。

出处：原载于1971年5月《人文世界》第1卷第1期号，作者：南怀瑾


简介：《人文世界》创刊于1971年5月，创办人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