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代发刊词）：学术工作展望

五四以来的课题：实现科学与民主，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学术工作者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并没有生根，学术工作和生活实践依然脱离，学术没有真正科学化，科学没有真正中国化，因而中国的政治乃至其它一切社会现象都没有真正民主化。民国的招牌虽然挂了招牌，而事实上适得其反。在今天是我们应该急起直追的时候。

民主与科学，在本质上并不是两种对立的东西，科学的思惟与方法用之于实际生活的处理便成为民主。科学的基本要求是利用厚生，为人民服务。它首先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净心地去体察，发现一切对象的性质，关系，变化与变化所遵循的轨则，进而加以人力的促成，组织，淘汰，提炼，以增加人类生活的幸福。科学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故科学精神实质上也就是民主精神。

但一般人对于科学的认识，却把这种基本的常识忘记了。不仅一般对于科学没有素养的人未能了解科学，就是有好些科学的专家，都只精通了他所专门研究的学科的迹象，而忽略了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民主精神的，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地说来，我们只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师，而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科学者，这应该是我们所宜坦白承认的一个巨大的缺陷。

因此，今天我们学术工作所应该担负的使命，也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首先我们自己应该深切地体验科学的精神，不断地加以阐扬，把这种精神播种在任何角落里，让它发出苗条来。这首先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切实的为人民服务的民主的战士，我们要以科学的武器，来为民主的实现而斗争。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为社会或国家。或许有人以为这样是使科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了，不，不是成为“政治的奴婢”，而是成为“政治的主人”，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这是我们目前学术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如有人要规避或反对这个任务，那种人倒真是“政治的奴婢”，真正的学术工作者是应该鄙夷他，和他作正面的斗争的。

学术研究应该和社会生产相配合，社会生产应该和人民生活相配合，要这样科学才能真正中国化，中国也才能真正科学化，但这需要有高度的政治上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不应该是少数政治家的任务，而同时是一切学术工作者的任务，全中国人民的任务。一朝一刻是不能完成的，只好一点一滴的来，多方面地策划着全面的进展。在争取政治的民主化，丝毫也不容许我们怠工之外，在可能范围内科学生产与人民生活配合，我们是应该作个别的多方面的努力的。简单说来，这就是科学的普及，在以前的学术工作的认为是不屑为的事情，今天正需要我们低首下心地去做。

高深的研究自然我们也不容怠慢，在我们中国，科学还没有脱离翻译的阶段；随着买办政权的建立，科学也差不多成为了买办科学。中国自己切身的问题。我们很少有深入的有价值的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这样。好些部门都还是未曾开辟的少女地，这儿正是我们应该集中力量从事的地方，或许也就是我们从事研究者的本位工作。高深的研究固然需要我们，即如中小学校乃至幼稚园的教科书或读物，都须得我们不断地加以研究，使它尽量科学化，而且中国化。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的深入，而是使科学精神深入人心。

欧美先进科学国家的科学成就。我们要不断地注意，研讨，介绍，是无庸多说的，但在今天对我们有一件切要的事情，便是对于苏联科学的接受准备。我们今天对于英美，乃至法德日的科学成就，在接受上是有相当的准备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的语言，通晓的人比较多。独于苏联，尽管她和我们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苏联科学又有着惊人的进展，足供我们借鉴的地方极其多，然而我们的接受准备，却非常不够。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应该加紧的努力的。我们应该不断地介绍而且保持着两国学者间的密切的联系。

苏联对于科学的重视是超过英美等国的。学术研究，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在苏联成为了三位一体，这也是英美等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未能做到的。科学成就的突飞猛进是有共睹的事实。在帝俄时代比较落后的一个庞杂的国家，革命以来仅仅二十八年，已经和先进的英美并驾齐驱了，比这还需要有什么更显著的证明吗？这进步是方兴未艾，没有底止的，人民力量的无尽藏开发了出来，便成为学术成就的奔流。我们可以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她的成就一定会要超过英美的。这个国家在一切方面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我们对于她的认识，不仅在科学方面，就是其他方面的一切，都不容许我们忽略。

一切学术工作者团结起来，努力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的科学化，以科学的思惟和方法来领导中国的一切，尽力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澈底的斗争。

（卅五年五月六日于重庆）

 

出处：原载于1946年8月1日《中国学术》创刊号，署名：郭沫若，P3\4页。

 

 

附一：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宣言

 

 

中国的科学艺术工作者，不但没有温室培养着，而且也没有适度的气候与环境滋长着，他们一向是在沙漠般的原野挣扎其生命。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国的学术文化落到欧美盟邦之后，固然有他的历史条件，为死的束缚所苦，又为活的发展不足所苦，而近数十年来没有执行了孙中山先生“打不平的文化”政策，不能不说是人谋不藏的原因。

然而，中国的学术文化是有他的优良传统，尤其近代在民众性的灿烂革命过程中却已经也发挥了它的纯洁精神。这同样无可否认的，我们落到欧美盟邦之后，不但可能迎头赶上向他们看齐，而且更可能创造出进步的中国的文化。

因此中国的学术工作者，一方面应该认清自己历史的路程，要在落后与进步的斗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他方面更应该把握中国现阶段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和新文化的创造不可分离。

贫困的，腐旧的中国招来了空前未有的民族灾难，但是富裕的，新生的中国击退了法西斯的侵略；同样的，贫困的，腐旧的中国依然被封建残余所伴住，而富裕的，新生的中国也可能解除重重枷锁，创造出近代文明。在这里为科学与真理而奋斗的学术工作者具有着他的历史新使命；不论在文化知识普及方面也不论在学艺理论提高方面都要准备一列的长期奋斗，期以先觉觉后觉，先忧而后乐的志趣，建设现代民主的国家，以及与现代国家的新生有直接关系的民主文化。

我们怀抱着青春理想的人们，我们正视着现实的人们，不管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岗位，各自有不同的研究兴趣，但是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人民世纪的民主中国，必须有大众的民主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团结在一道共同努力。同时，遗毒落后与克服腐旧乃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众志成城的一致团结，也就不会有除旧布新创造科学的人文主义的文化。

基于以上的理由，我们致力于中国民主文化的教授，教育家，研究员，科学家，文艺家以及青年学习者，一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急自由结合起来，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为新生的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中国而尽我们纯洁的庄严的职责。谨此宣言。

 

出处：原载于1946年8月1日《中国学术》创刊号，署名：郭沫若，P2页。

 

 

附二：编后记

 

《中国学术》是代表“中国学术工作协会”的机关刊物，因此，它为中国学人自由发表其研究与主张的公共园地；不论个人的信仰与立场，这里都可以兼容并包，“以友益友”的。

但本刊编辑计划一开始，就逢到了复员还都的大迁移之时，人人知道，复员更乱于动员，或是超级动员，故本刊的预定论文（）少了两篇关于现实研究的专著，重庆、昆明、上海、成都的会员都受着内战火药味薰着难以执笔，各人为生活（）奔（）（）妨碍了写作。尽管如此，本刊在恶劣环境之下，排除万难出版了，前途是更使人感到大难临头的，而须（）（）国（）（）（）人为自身学术自由的事业，共同努力克服者，将必艰巨。

创刊号的内容，不自编者介绍，执笔者皆国内外负有声誉的专家，他们写（）出来的是忠实于真理（）忠实于自己的著述，单就这一点而言，也值得向读者推荐，在庄严的劳作上唤起共鸣。

此外，因了篇幅的限制，印刷的技术不够，以及体例的重覆，没有把来文刊登的竟有十余篇之多，这些论文都非常有价值的，除了对会员抱歉之外，将在第二期设法扩充篇幅，期与读者见面。(编者)

 

出处：原载于1946年8月1日《中国学术》创刊号，署名：编者，P42页。

注：因文件不甚清晰，不能识别的地方以（）空之，若将来有资料，再补之。

 

 

《中国学术》简介：

 

 

《中国学术》（季刊）于1946年8月1日创刊于上海，学术类刊物。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编辑并出版，重庆三联分店总经售，出版期数与停刊时间及原因均不详。

全国报刊索引——《中国学术》：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fd416f96d4b55fb98efdf9054c869eb9

抗日战争与中日近代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中国学术》：

http://old.modernhistory.org.cn/detail.htm?fileCode=fbcacf8508304b9fb6a76e76b1ad46e6&fileType=qk&parentFileCode=5bac4c833cf2429396d7c7c3ec8f2bc2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刊辞

同是动物，为什么止有人类能不断的进步，能创造文化？因为人类有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历史，不能把过去的经验传说下去，作为一层层积累上去的基础，所以不容易进步。例如蜂蚁的社会组织，不能不说是达到高等的程度；然而到了这个程度，不见得永远向上变化，这岂不是没有历史的缘故？

同是动物，为什么止有人类能创造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人类有变化无穷的语言，而后来又有记录语言的工具。动物的鸣声本可以算是他们的语言：古人说介葛卢识牛鸣，公冶长通鸟语，虽然不是近代确切的观念；然而狗可以练习得闻人言而动，人可以因经验了解狼的发声之用意，这是现代的事实；但是他们的鸣声既没有可以记录的工具，且又断不是和人的语言有同等复杂的根基的，所以不能为无穷的变化，不能作为记录无线经验的工具，所以不能产生历史。人类当没有文字的时候，已有十口相传的故事与史歌，已不类他种动物鸣声的简单而会有历史的作用。发明文字以后，传抄印刷，语言日加复杂，可以助记忆力，而历史始能成立。

人类有这种特殊的语言，而因以产生历史，这也是人类在动物中特别进步的要点，而语言学与历史学，便是和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科学。

语言学的研究，或偏于声音，或偏于语式，或为一区域、一种族、一时期间的考证，或注重于各区域、各种族、各时期间相互的关系；固不必皆属于历史，但一涉参互错综的痕迹，就与历史上事实相关。历史的研究，范围更为广大：不但有史以来，人类食衣住行的习惯，疾疫战争的变异，政教实业的嬗变，文哲科学艺术的进行，都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有史以前的古物与遗迹，地质学上的化石、生物学上进化的成例，也不能不研究；固然不都是与语言学有关，而语言学的材料，与历史学关系的很多；所以我们把这两种科学，合设研究所，觉得是很便利的。

我们研究的旨趣，与方法，与计划，已经有专篇说明了。几个月来，我们少数同志，按着预订的计划，分途工作，已经有开头的一点小小材料，我们希望有多数同志加入，把工作的范围扩大起来，不能不随时把我们已有的工作作报告，听同志们的评判，这就是我们开始印行这集刊的缘故。

蔡元培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 南京

出处：原载于1928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署名：蔡元培，P1\2页。

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晌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几个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别个如赛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语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测。十九世纪下半的人们又注意到些个和欧洲语言全不相同的语言，如黑人的话等等，“审音之功”更大进步，成就了甚细密的实验语音学。而一语里面方言研究之发达，更使学者知道语言流变的因缘，所以以前比较言语学尚不过是和动物植物分类学或比较解剖学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语言学所达到的地步，已经是生物发生学、坏境学、生理学了。无论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等等，或各种的专语学，如日耳曼语学、芬兰语学、伊斯兰语学等等，在现在都成大国。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在历史学和语言学发达甚后的欧洲是如此，难道在这些学问发达甚早的中国，必须看着它荒废，我们不能制造别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造吗？

论到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发达是很引人寻思的。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一面修《五代史》，纯粹不是客况的史学，一面却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北南宋的人虽然有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马光作《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他和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都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可惜长篇不存在，我们不得详细看他们的方法，然尚有《通鉴考异》说明史料的异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蒙元之乱，明朝人之浮夸，不特不进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东的史学派又发了一个好端涯，但康熙以后渐渐地熄灭，无论官书和私著，都未见得开新趋向，这乃由于外族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之故。言语学中，中国虽然没有普日尼，但中国语本不使中国出普日尼，而中国文字也出了《说文解字》，这书虽然现在看来只是一部没有时代观念，不自知说何文解何字的系统哲学，但当年总是金声玉振的书，何况还有认识方言的輶轩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论，论近代：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辨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它，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足便是不朽的遗训。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样近代的一个遗训，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这遗训的形迹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

推绎说去，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开了一个好的端绪以后，不能随时发展，到了现在这样落后呢？这原故本来显然，我们可以把一句很平实的话作一个很该（概）括的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举例说，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种，能充量地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个题目。所以有些从前世传来的题目经过若干时期，不是被解决了，乃是被解散了，因为新的事实证明了旧来问题不成题问，这样的问题不管它困了多少年的学者，一经为后来发现的事实所不许之后，自然失了它的成为问题之地位。破坏了遗传的问题，解决了事实逼出来的问题，这学问自然进步。譬如两部《皇清经解》，其中的问题是很多的，如果我们这些以外不再成题目，这些以内不肯捐弃任何题目，自然这学问是静止的，是不进步的。一种学问中的题目能够新陈代谢，则所得结果是可以层层堆积上去，即使年代久远，堆积众多，究竟不觉得累赘，还可以到处出来新路，例如很发达的天文、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如果永远盘桓于传留的问题，旧题不下世，新题不出生，则结果直是旋风舞而已，例如中国的所谓经学中甚多题目，如西洋的哲学。所以中国各地零零碎碎致力于历史或语言范围内事的人也本不少，还有些所谓整理国故的工作，不过每每因为所持住的一些题目不在关键中，换言之，无后世的题目，或者是自缚的题目，遂至于这些学问不见奔驰的发展，只表昏黄的残缺。（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己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规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国向来有的。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中国文字学之进步，正因为《说文》之研究消灭了汗简，阮吴诸人金文之研究识破了《说文》，近年孙诒让、王国维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继续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 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塚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它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仅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因为几个字的牵连，使得分类上各家不同，即令这些分类有的对了，也不过能举其数，不能举其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钱大昕论轻唇舌上古宋无之，乃自重唇舌头出，此言全是，然可以重唇分出一类为轻唇，唇头分出一类为上，竟不是全部的变迁，这层道理非现在审音的人不能明白，钱君固说不出。若把一个熟习语音学的人和这样一个无工具的研究者比长短，是没法子竞争的。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悦，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又如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时自己观察地形，这意思虽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譬如《春秋经》是不是终于获麟，《左氏传》后一段是不是刘歆所造补，我们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对的，如不对，自然是伪作，如对了，自然是和获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记。又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地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的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所以古史学在现在之需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于航海家。中国史学者先没有这些工具，哪能使得史学进步，无非靠天帮忙，这里那里现些出土物，又靠西洋人的腿，然而却又不一定是他们的脑袋，找到些新材料而已。整理自己的物事的工具尚不够，更说不上整理别人的物事，如希拉（希腊）艺术如何影响中国佛教艺术，中央亚细亚的文化成分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物事，中国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

由上列的三项看来，除几个例外算，近几世中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实不大进步，其所以如此自是必然的事实。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它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这不是因为我们震慑于大权威，也不是因为我们发什么“怀古之幽情”，正因为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他们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亭林于语言按照时和地变迁的这一个观念看得颇清楚，百诗于文籍考订上成

那末一个伟大的模范著作，都是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这种精神在语言学和历史学里是必要的，也是充足的。本这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当路径。

宗旨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

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这两层的理由上文中已叙说，不再重复了。这三件实在是一句话，没有客观的地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

关于我们宗旨的负面还有几句话，要说。

（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去方便些，好比在中国的地质或地理研究所所致力的，总多是些中国地质地理同题，在中国的生物研究所所致力的，总多是些中国生物问题，在中国的气象研究所所致力的，总是些中国各地气象观察。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哪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祥，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且这名词还不通达，取所谓国学的大题目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的而论，因为求这些题目之解决与推进，如我们上文所叙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国不故了。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二）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我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三）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腊文在欧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们在学问上之进步，恰恰成正比例，我们希望在中国也是如此。现在中国希望制造一个新将来，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欧美的物质文明，即物质以外的东西也应该取精神于未衰败的外国。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

这个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是大学院院长蔡先生委托在广州的三人筹备的，现在正计划和接洽应举的事，已有些条随着人的所在小小动手，却还没有把研究所的大体设定。稍过些时，北伐定功，破虏收京之后，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广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给我们许多工作进行的方便。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砌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邶故域。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凋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广东省内及邻省有很多种的方言，可以每种每种的细细研究，并制定表式，用语言学帮助，作比较的调查。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淅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我们又希望数年以后能在广州发达南洋学：南洋之富于地质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的了。南洋之富于人类学材料，现在己渐渐为人公认。南洋学应该是中国人的学问，因为南洋在一切意义上是“汉广”。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现因我们研究所之要求及同人之祈向，想次第在两年以内设立下列各组：各组之旨趣及计划，以后分列刊印。

一、文籍考订；

二、史料征集；

三 、考古； 

四、人类及民物；

五、比较艺术；

以上历史范围。

六、汉语；

七、西南语；

八、中央亚细亚语；

九、语言学；

以上语言范围。

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它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地难，渐渐地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地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集众的工作中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无论范围大小，只要其中步步都是做研究功夫的，便不会流成“官书”的无聊。所有这些集众工作的题目及附带的计划，后来随时布白。希望社会上欣赏这些问题，并同情这样工作的人，多多加以助力！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得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为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我们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出处：原载于1928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署名：傅斯年,P3-10页。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简介：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不定期）于1928年10月创刊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该刊的主要编辑工作，商务印书馆负责该刊出版。该刊发行时间较长，前后共发行几十余年，期间战乱频发，因此该刊的出版地，几经变更，社址最初位于广州东山柏园内，后迁至北平、上海等地，抗战胜利后，又迁至台北，于1955第26本始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出版至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集刊：

https://www1.ihp.sinica.edu.tw/Publications/Bulletins

《时务报》（代发刊词）：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已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驹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掸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土民之嗜阅报章，如蛾附羶。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土，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国，或于报馆有谗谤之律，有惩罚之条，则又何也？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券，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蝥贼，日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西国人数、物产、民业、商册，日有记注，展卷粲然，录副印报，与众共悉；中国则夫家六畜，未有专司，州县亲民，于其所辖民物、产业，末由周知，无论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数故，则西报之长，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致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
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劝百讽一，裨补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蚊虻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出处：原载于1896年8月9日（光绪22年7月14日）《时务报》第1号，署名：梁启超。
 
 

附：《昌言报》本馆告白

 
 
启者康年于丙申秋创办
《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至今两年；现即奉旨改为官报，则《时务报》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即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论改为《昌言报》，另延请番禺梁节庵先生鼎芬为总董，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只代派暨阅报诸君共鉴之。
一、价目寄费均依从前《时务报》之例。
二、从前曾定《时务报》全年者，兹即接派《昌言报》。
三、七月以前《时务报》仍由本馆发售。
四、以前《时务报》帐目款项请寄至本馆。
五、以后，赐函请改书昌言报馆。
六、《时务报》须待康主事到后，另行开办，其报费经奏定每月一两，此事本与敝馆无涉，因各处均纷纷函问，故特附告。
汪康年启
 
出处：原载于1898年8月17日（光绪24年7月1日）《昌言报》第1册，署名：汪康年。
 
 

《时务报》简介：

 
 
《时务报》（旬刊）于1896年8月9日（光绪22年7月14日）创刊上海，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任主笔，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任撰述，每期约20页；1898年7月16日(光绪24年6月)光绪皇帝允御史宋伯鲁之请，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康尚未接办，汪康年即将《时务报》改名《昌言报》，《时务报》即于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1898年11月19日，因戊戌政变发生，《昌言报》出至10期停刊。
《时务报》属时事政治类刊物，是研究晚清维新变法的重要典籍。该刊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汪康年先后担任主笔，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太炎等参加编撰工作。刊物主要栏目有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全面介绍了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
全国报刊索引——《时务报》：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2adb2da5d8f94cd877ce7dc93c4371a8
全国报刊索引——《昌言报》：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24900c37c5f5597db1a194cdcadde4d9
抗日战争与中日近代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时务报》：
http://old.modernhistory.org.cn/detail.htm?fileCode=2c9b596b5c914d9e9b5aeaf484b26559&fileType=ts
抗日战争与中日近代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昌言报》：
http://old.modernhistory.org.cn/detail.htm?fileCode=a855b5ca23e54ed09f11eb055edadf15&fileType=ts

《观察》（代创刊词）：我们的观察——谁亡了我们的国家？

无党无派的小百姓看出了中国要亡的。亡中国的，不是日本。日本费了二十六万万元，不过打了一条津浦路。日本便再费四十万万元的军费，也不过打到平汉路粤汉路。日本亡不了中国。

谁亡中国呢？

亡中国的是左派人民阵线。一个俄国大使，几架俄国飞机，就把中国的文化界买了去了。俄国廉价买了中国，不过花一万万元。一万万值什么呢？南京一处，我们就损失十万万。落在天津北平上海的法币，又是十万万。我们的战事损失了国民的生命财产便是几千万万。而我们的文化界丝毫不起民族的热情。俄国花了一万万便能叫文化界拥挤苏俄祖国。苏俄廉价买住中国的文化界。中国文化界廉价的把中国卖给苏俄。价钱不过一万万元，两下成交。

要说军火，苏俄供给的军火不过德国供给我们的六分之一。我们的文化界反骂德国骂得不休不止。德国高价买不住我们的文化界。俄国廉价的买住了。

文化界是国民的心。国民的心已被苏俄廉价买去了。国家不亡又怎样呢？

这些奴才文化界，在九月十月以至十一月以至十二月，大吹其苏俄出兵。替俄国收买青年。一月里受了俄国主人的申斥，马上大吹大擂不许人说俄国出兵了。为什么？他们决不是为了救国。他们怕为了中国，把俄国和日本的交情弄坏了。俄国现在正和日本讲交情，避战争。如中国的左派人民阵线再鼓吹俄国出兵，不就是替俄国把日本得罪了吗？奴才们，不许再吹了。于是奴才们也就不敢再吹。

这样不顾国家利益的文化界，不把中国灭亡是不止的。中国是个弱国。单单的为了自己打算，还怕不能生存于现今的世界。那能够把国家的生命，为了苏俄去赌赛呢。左派人民阵线为了保护苏俄，催迫中国打仗。口口声声说苏俄要出兵与中国共同作战，以引诱中国国民主战。现在，中国打败了，他们便不许再说苏俄出兵参战了。试问中国一国怎能打得了日本呢？中国不是白白的为苏俄作牺牲品吗？

爱国的同胞们！要救中国，必先打死这群廉价出场灵魂给俄国的左派人民阵线。要救中国，必先把他们打死，才可以决定救国的国策。我们的主张是：

打倒左派人民阵线！救护中国国民政府！抵抗暴日的侵略！决定救国的国策！

 

出处：原载于1938年2月7日《观察》第1卷第1期，署名：同人。

 

 

《观察》简介：

 

 

《观察》（周刊）于1938年2月7日创刊，编辑者曹铁军，属时政刊物，出刊期数与停刊时间及原因皆不详。

全国报刊索引——《观察》：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7d940720882668e02200f64556227e73

 

《国闻周报》发刊辞

今之新闻记者，其职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逾于古昔。盖古昔史家纪述，以一代帝室之兴亡为中心，而今世界新闻家所著述则包罗万象。自世界形势之嬗迁，以迄社会人事之变动，靡不兼容并蓄，且古昔史家著述旨在纪往以规来，义微言精，常论定于千秋百禩之后，今之新闻则一纸风行，捷于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害，往往随记者述叙之一字一句而异其结果，夫职责之繁难如彼，势力之伟大又如此，宜乎新闻家之无忝厥职者不数数觏也。

抑近世国家所赖以治国范群者，不外法律与舆论两端。而潮流所趋，社会舆论之取舍，视法律所赏罚尤为严切而有力，然而舆论何由表现，则又新闻纸之责也。自来新闻记者动好以指导舆论自豪，愿至最近，世变益剧。以社会内容之糅杂，人众心理之深邃，决非新闻家之直觉与思考所能盖窥底里。于是轻率穿凿之判断，乃易失是非之公。而新闻纸上之毁誉遂渐渐不为社会所重视，自新闻纸不能表现真是非而舆论之有无与其势力之是否足重，乃成为一社会问题。而治国范群之一利器已寝寖失其作用，是非不明，功罪混淆，天下滔滔，大乱靡己，新闻记者失职之罪，实应与军阀政客之祸国同科。此本社同人所由不揣棉薄，妄欲于新闻改造事业有所效力，亦区区精卫填海之微忱，固自知能力之足以副期所怀也。

夫医者治疾必探病源，法吏断狱先审情状。欲使新闻所表现者悉为是非之公，则论断所加，先必基于正确之事实，否则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受之者固漠然无所动于其中，甚至端人正士痛心于求全之毁，而巨奸大猾反玩弄社会心理于举世不知不觉之中，斯真世道人心之大忧。初不仅新闻家一时之过失已，也吾人苟欲建造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是非之基础，于是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此同人所由三年以来屏除百务以从事于通信事业，盖欲搜罗社会各方之事实，一一写照于国人之前，以供其自由判断而为构成真正舆论之资料。吾人自知负责至重，力小难胜。然孜孜焉求所以无背乎创业之初衷者，则固三年如一日，凡披阅吾人之稿件者度能识之。继兹以往，吾人固仍当努力奋斗，以为改造新闻之马前卒而敢告劳，虽然吾人之愿望犹不止此。

吾人确信时至今日，社会繁复，非新闻记者之智力所能一一了解。而确认其是非，则新闻家之职务。要以搜求事实付之公论为主，若夫记者个人之批评与主张，则仅能供公众参攷或促成舆论之用，而决不能遽冒社会舆论之尊称，僭穷口含天宪之地位。观于欧美日本各报，或多设自由论坛，或广征名士意见，可知时代造化之结果。新闻记者不能包办舆论，已成确定之事实。则吾人从事通信事业者因执业之便利，上得以根据事实，秉独立之观察，发自由之意见。固与原有之业务无关，而其批评与主张，自亦足以供公众参攷或促成舆论之用。此同人所由于通信社之外，更同力合作于《国闻周报》之刊行。盖仍本乎改造新闻事业之精神，欲于创造真正舆论上，多效一分棉力。至于通信之报告事实，不著意见，始终为同人之所服膺，周报文字则一以自由发挥为原则。本社同人散处各地，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独立自由方见真实。是则周报之主张与通信社之稿件，绝对不相联，属斯又同人所愿于发刊之始，郑重声明于社会各界之前者，也要之新闻事业，乃社会之公器，非少数人所可得而私。本社同人服务通信社，久受各界之援助，今更组织周报，事业益增繁难，而所仰望于社会各方面之教益与后援者，尤为殷挚，敢于发刊之始，略布所怀，爱国君子，尚乞鉴之。

 

出处：原载于1924年8月3日《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署名：记者。

 

 

附：编辑者言

本报创刊伊始，编辑发行诸多不周，尚望读者不吝教益，俾得随时改良，同人无任感祷。

本期文字甚多，篇幅所限，未克全部付刊，对于撰稿读君，不胜抱歉。如无线电工程师，方子卫先生之《中国无线电事业之经过》，南昌桂梦荪先生之《赣省之教育》，济南刘寰洲先生之《山东之政党》，安庆吴冠斗先生之《六安匪患始末》，何心冷先生特撰之小说《狱中》，以及关于电影批评剧谈等投稿，均为极有价值之文章。以稿件拥挤，未能登出，容于第二期以下分登，希阅者预为注意。

前国务总理唐少川先生，前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董康先生，均约定有重要意见在本报发表，第二期以下等可陆续披露；此外，南北名士，愿在本报发表意见者，尚有多人统，容按期揭布。

本报原定有自由论坛一门，征求各界投稿，擬从第二期起实行，务望读者踊跃赐教，不胜欢迎。

本报与编辑本一门，擬从八月一日搜集，第二期始刊。

本期所登孙中山先生肖像，为最近摄影，盖自来各报所登，均为西装或戎服之小照，兹乃华装弥可珍贵也。

 

出处：原载于1924年8月3日《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无署名。

 

 

《国闻周报》简介：

 

 

《国闻周报》（周刊）于1924年8月3日创刊上海，时事政治刊物, 由胡政之主编。自1927年第4卷起迁往天津，1936年第13卷起又迁回上海，1937年12月27日出至第14卷终刊。1938年9月2日，《国闻周报》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复刊<启事>，说《国闻周报》拟于10月2日在香港复刊。可是，因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于是，9月25日，《国闻周报》在香港《大公报》又登出<紧要启事>说：“本报原定10月2日复刊，一切筹备早已就绪。不意欧战勃发，致交通及纸张、原料均发生障碍，本报在此困难环境之下，只得延期出版，容俟局势稍定，再以出版地点及日期奉告，诸希鉴谅是幸!”以后，因抗战等种种原因，自此《国闻周报》再也没有复刊。

全国报刊索引——《国闻周报》：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357de05658bdd6cfa44536da3e1ba92a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国闻周报》：

http://old.modernhistory.org.cn/detail.htm?fileCode=79d121c73e6b4ed79db7a32251ac17cc&fileType=qk

《大公报：纽约双周刊》发刊辞

本报以民国纪元前十年创刊于天津，入民国后继续出版，至十五年因故停刊数月，改归现在服务本社之新记公司同人营业，以是年九月一日，继续刊行，经十年之努力，行销遍于各省。二十五年四月，因时势之需要，于津沪两处同时刊行。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失守，本报津版自动停刊，于九月十八日迁汉口印行。同年十二月，我军退出上海，本报沪版亦自动停刊，于次年八月十三日迁香港出版。二十七年十月，敌占武汉，本报汉版随军西迁，于十二月一日在重庆继续刊行。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复创办桂林版。同年十二月，港版因香港沦陷停刊。自此以后，本报同人即集中渝桂两处，续为读者服务，以至于今。

至于本报同人信念，曾于二十五年九一日复刊十年纪念辞中，宣布三点：“其一，中国社会，对于报纸及报人，久无正确认识，盖于报纸使命及报人职业之重要，多未有相当之体会。然此不能尽责社会，亦应自责自勉。同人十年来谨服膺职业神圣之义，以不辱报业为其消极信条。虽技能有限，幸品行无亏。勉尽报纸应尽之职分，恪守报人应守之立场。十年来中国报业蒸蒸日上，同人侧身其间，幸未辱及同业。其二，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介绍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成见，有偏私，竞竞自守，十年一日。其三，同人学识谫陋，对于国家社会之重大问题，不能有良好之贡献，惟苟有主张，悉出诚意。国难以来，忧时感事，晨夕不安，但本良知发言，不计利害毁誉，错误定多，欺罔幸免。”以上三者，实为本社同人多年来之中心信念。抗战以来，暴敌入侵，我国家民族，濒临最严重之关头，本报同人，虽深感局势之危急，必需全民族团结苦斗，以保全国家生命，但于国族前途，始终乐观。我们认为政府抗战建国之国策，绝对正确，国家政权军权，必需统一，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必需加速推行；对外方面，则日本及德国之法西斯侵略政体，必需澈底扑灭，而中美英苏暨一切爱好和平之国家，务宜加强合作，共谋胜利与和平。现当作战时期，当然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但政治现状的改善，和经济上的加强建设，乃至民众生活的提高，社会教育的推广，都和军事胜利的达成，密切不可分离。抗战七年以来，我们本此意念，一面宣扬政府扩建国策，一面发挥民意，献其一得之愚，以求国家民族之进步。以我中国之广土众民，但能上下一心，团结前进，则抗战之必胜，建国之必成，绝对不容发生疑问。是以七年以来，本报因受战事影响，辗转迁徒，原来报馆资财设备，丧失殆尽，但同人之乐观信念，实未尝一日动摇。我们抱着一枝秃笔，奔走天涯，但本良知发言，以求稍有贡献于国家社会。现在日敌已濒末路，抗战胜利，已经在望，建国大业，也在迈进之中，我们深知前途尚有多少艰辛途路，需要我们鼓勇前趋，但目击国民精神显因逆境而进步，新国家的建设，定将渐成于忧患辛苦之中，中心欣慰，诚非笔墨所可形容。

十余年来，本报幸承读者爱护，现时渝桂两版，每日行销已达十万余纸。但因战时寄递困难，未能与国外同胞，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我留美侨胞，或经营工商业，以发展民族经济，或来此邦求学，以备将来效力国族，其对于祖国之关怀，实不下于国内读者。本报胡总经理政之，今春曾因访英之便，来遊美国，深感于此，因决定自本日起，在美刊行《纽约双周》，每两星期出版一次，将本报社评论文及国内新闻，择要转载，以应旅美读者之需要。惟是筹备仓卒，同人能力浅陋，缺失定多，谨乞求读者诸君之爱护与赐教。

 

出处：原载于1944年9月16日《大公报：纽约双周刊》第1号，无署名。

 

 

《大公报：纽约双周刊》简介：

 

《大公报：纽约双周刊》于1944年9月16日创刊纽约，由胡政之主编出版，停刊时间及原因不详。

全国报刊索引——《大公报：纽约双周刊》: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027baaa565dcd3eef9c37c90853ddec0

《燕京半月刊》（代创刊词）：今后的半月刊

几个不懂事的青年人担认下这样重的一副担子，来开垦这荒燕的园地。虽然有着青年人好幻想的一种热情，我们不敢说我们会使这一片荒燕变成了一所美丽的花园，里头有着引人的花草，深苍的树林和涓涓的小溪。

但是我们会努力尽我们的责任，尽一切园丁所应尽的责任。虽然这并不一定能达得到，可是至少我们有一种园丁爱护他们园地的本能热诚。一些听敏的读者们将会替这些笨拙的园丁们预先设下原谅，因为担负起大部分责任的人不是园丁，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知道他们是下种子的人，而园丁们仅不过浇浇水平平地，使这些种子，早日长成。或者是一朵鲜艳灿烂的花，或者是一棵绿叶满丛的松树，很可能的，我们，这些笨拙的园丁们，不能使花朵和松树长得和理想中一样的完美，可是我们决不会故意损害这些珍贵的生命。

诚如志勤君所说的一样，我们自己希望这小小的刊物向“学术化”的目标走去；我们自己也希望对文艺方面的稿件加以深慎的选择，可是这过失不会在我们？如若没有人来供给我们“学术”的种子，没有人来供给我们多量的文艺作品足使我们大胆的选择。因为即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没有种子，我们也不能使这荒园里开出一朵“学术”的花。

我们把周刊改为半月刊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以为与其让这荒园荒下去，还不如集中精力来好好的耕植一下，或许有一天它也会变得像一个小花圃，使过路的行人稍为加以注目。这或许是自私，因为我们怀疑这刊物——如若是周刊——能在这些笨拙的园丁手下蓬蓬勃勃的望周围生长。所以我们便集中精力，这或许就是“懒”——把他来变做半月刊。同时读者们也会供给我们更多的“学术作品”，更多的“文艺作品”。使我们能，因为“量”上面的增加而能作“质”上面的选择。

不幸的很，第一次，这些笨拙的园丁们，便过着了困难，因为时间正是春假，差不多人人都在享受他们的旅行。与其说这第一期上的作品是“值得感谢”，还大如说是“可贵”，因为牺牲了一些宝贵的日子而替我们这片小小荒园来做“下种子”的工作，即使笨拙如我们，也会懂得这宝贵的情意。

我们选在四月二十日出版，因为我们要对返校的校友们致最大的敬意。想一想，十多年前，代替了我们的还不是今天返校的校友？而十多年后，我们自己做了返校的校友时，那该又是另一种滋味。

为了要珍重这时间上的差异，我们便决定使这片荒芜得不像样的园地在今天出现，若是读者们为这太不像样的荒芜所惊讶时，那我们只能埋怨自己，谁教我们怎样的粗笨和性急？

我们竭力的使这第一期里充满了“本地风光”性质的文章，这可以告诉返校的校友们我们的情形。读者若觉得这刊物不将“学术化”时，那就原谅我们。

我们这里有着个消息，就是在第三期我们将要出一个文艺特刊，希望热心的读者们帮助我们——贡献给我们任何方面的意见，因为一个刊物所怕的不是内容不充实，而是怕别人的忽略和不注意。

末了，我们要声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几个不懂事的青年人也就是几个笨拙的园丁，可是我们有着同别的园丁一样品一种热情和一种疑心。我们希望在这片荒芜的园子里长出来几朵花或几棵树——虽然这些花，无论在色彩上，香味上，或许都够不上路人的注意，而几棵树或许都是柔弱的幼枝。可是我们决不让这荒芜的小园里长出有刺的山荆来，我们不愿意过路人会给这些刺伤。

我们诚恳的希望我们所愿望的，有实现的一天。

编辑委员会

 

出处：原载于1937年4月20日《燕京半月刊》创刊号，署名：编辑委员会。

 

 

附：编后

 

 

半月刊的态度，已在《今后半月刊》一文里表明了，我们现在要声明的，就是这次因为时间太匆促，有好几位师长同学的鸿文，未能如期而至，真是抱歉的很。

此次司徒校务长特别替我们写了一篇欢迎校友的文章，使我们第一的半月刊，增加了不少光辉；关于学生会几篇文章，态度也很公允；尤其是陈亨利君，虽然住在病院里，犹努力给我们写成这篇《今后的学生会》，我们应当表示我们最大的谢忱。

本期正值校友返校，所以我们特别请了男生体育部负责人给我（们）们写作（货）一篇关于燕大的体育，使素来关心燕大消息之校友，可以得着一些鳞介，我们在以此应向男生体育部的师长表示谢意。

沉思君的《关于燕京文坛》，本是一篇应时的文章，同时也是燕大文坛的一个总清算，在明媚的春光里，沉思君不避艰苦，担认下这个最难，而却最有意义的工作，使我们非常感激。

本期学术的文章，一共有两篇，在质与量方面，都不能说是贫乏，不过有好几篇长稿，因为来稿太挤拥，同时也不欲过于劳倦读者的精神，不能不暂时割爱。至于将来的半月刊，我们还望诸位师长同学，尽力帮忙，尽量赐稿，稿的内容，科学也好，社会、政治、经济、常识也好，我们是一律欢迎的。

这篇《苏俄印象记》，是很有意思的文章，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世界上另一方面的看法，同时张君的译笔，也很忠实流利。

本期偶然间凑成了一个诗与散文特辑，在我们是并没有想到的，其他还有好几篇佳作，我们已经留下，以充我们将来“文艺特刊”之用。

我们接到了好几篇万字长稿，我们希望以后投稿诸君，在可能范围内，为读者的方便，和篇幅起见，请勿超过四千字。

下一期征稿，在五月五日截止，希望诸位同学，多多赐稿。

 

出处：原载于1937年4月20日《燕京半月刊》创刊号，无署名。

 

 

《燕京半月刊》简介：

 

 

《燕京半月刊》于1937年4月20日创刊，是学生会刊物，出版期数与停刊时间及原因不详。

全国报刊索引——《燕京半月刊》：

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ff64b9723a32b79be003208e924a8f4f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燕京半月刊》：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all&showType=1&indexName=data_404&fid=01JF0943

《燕大月刊》卷头话

我们听一听花开，听一听莺撰，听一听飞瀑，听一听海啸；啊，这奇妙的宇宙，充满着无边的声涛，只觉得他们都在那里表白他们的怀抱。

假是他们的声音是文字：百合便是诗翁，流莺是美人在写她的乐春之歌儿，蟋蟀是暮秋游子在他乡的悲吟，鹤鸟是处士的高傲，鸱鹗是英雄的虎啸。总之这是万物唯一的天赋，除非是死了。

我们这小小的刊物，没有什么贪图，也不过是虫鸟海洋的心境，要表出我们的一点胸心，加着这残毒的世界：没有舆论，没有光明！这淫恶的人间：没有仁心，没有怜悯！坐视逸裕的不足，眼看穷困的死亡！我们的说话，自然，又多一层的庞杂。

固然，纷乱中的宁静，啼哭中有笑语，这刊物是大家的，我们要容纳各个人的话，一方面，我们还要求其最善最美的，以显出它的光芒，不管是歌一般的甜，是瀑一般的奇；是渊的深，是海的大。

说什么学问，说什么思想；分什么你我，要什么界墙！让我们的学问在这里当作一条溪流，让我们的思想在这里当作一面镜子，一杯醇酒。我们来互相的流，愈流愈清，愈流愈通；我们来互相参照，愈照愈澈，愈照愈明；我们来互相的饮，愈饮愈充，愈饮愈丰。

我们来喝一声同情之彩，唱一阕同情之歌，流一点同情之泪。

一九二七，十月八日，泉澄。

 

出处：原载于1927年10月19日《燕大月刊》第1卷第1期，署名：泉澄。

 

 

附一：我的意见

 

 

这给我无限的欣悦：在我首途去美之前，在这里留给《燕大月刊》编辑诸君一点简短的话，以给月刊的读者们。

这次创立月刊以代替周刊的决议，于容许有价值的文艺的及含有重要性质的稿件上，得有较妥适的时间及斟酌，实在是很有意义及见地的。

我也希望月刊能够有这样的精妙卓越：使能供给许多校外人的定阅与购买，尤其是我们在校外的毕业的或未毕业的同学及同学会等的订阅。

至于每周的《月刊副镌》，是纯粹传达校内的消息及讨论各项内部问题的刊物，自然与校外不大发生关系。

此次始业的一般情形，是十分可乐观的：在学生的人数和质的方面看，可以乐观，在一种无上的友爱和忠诚的精神，充满着燕大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方面看，更可以乐观。我自然绝不疑惧学生与教职员或华人与西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意见。不过我仍很诚恳地希望，希望我们都要觉得这个学校是我们大家的，都要合作起来，使我们共同的生命的各方面，得到美满的效果。我似乎觉得全体教职员与学生，共同发展一种热烈的大学自觉心与大学精神，实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学年内，一个显明的目的。

这第一学期之内，我就要离开学校，至为可惜。但现在正值我要对于学校全体的利益作特别的供献之时，我是不得不行的。

我相信校内的事大家必定能够平衡的作去，我更愉快地相信燕大学生必定在可能范围之下，十分有力的作去。

我对于教职员及学生诸君的信仰如此。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了。希望不久就能回校与诸君相见。

二三，九月，一九二七。

 

出处：原载于1927年10月19日《燕大月刊》第1卷第1期，署名：司徒雷登，P1、2页。

 

 

附二：我对于月刊的说话

 

 

今夜的风雨雷电，特地来得利害。掀帘揭画，雨毛花阵阵打进纱窗来。外面闪耀着银海，飞舞着金鞭。那雷声一如块块的大石从百丈的冰湖上猛地里滚过。在这样的夜里，我要为我们的小小刊物说几句话。

我是一个怀乡病者，这个世界几乎休会与我发生关连。回忆我到的北京的时候，且下了一个独乐主义，更是趋况日下，他乡便什么也不关心，他乡的人们也少与我发生关系。在这样的沉寂的时光里，只有周刊常常走到我的前面来。

记得一日蜂蝶正忙，落红飞絮满了湖山，正是暮春时节，我在扁舟中，面雷峰读新文学的意义。这是我初次与燕大周刊认识。那时已怀抱了十二分的敬意了。

说起来谁也不敬仰？在文学革命的初期，在复古的风波里，在这个新文学的天地间，周刊竟逐日长大，开起了许多花朵：鲜浓玲珑葩丽灵颖雄伟……。这点功劳，我们便忘了周作人、许地山、谢家心、瞿世英等的一班为周刊出力及创造周刊的人，更是他们的编辑熊佛西及其继熊君而为编辑主任的董绍明、焦菊隐、姜允长。周刊因了他们而得逐期发展、逐期增进、逐期美备。月刊的成功，实在是周刊蓬勃的程度使然。

惭愧，这次说是要我来负责编辑之责，我那来得这套本领与魄力？更何容说学问这两个字！加着我又是好闲的人，我的懒是天生的。假使有好友要我到西山去玩玩，那是无不乐从；至于说要我做这种麻烦的事，更是难中之难么？

一、在一个短短的五六天内要出版一本二三万字的刊物本非易事。若是勉强刊行，则总免不掉生出许多流弊，内容且不提，就是征求选择排印校对也免不去匆忙。

二、更难的是编辑员太不负责，一切的轭子好像都加在编辑部长的肩上。部长忙得天花乱坠汗流至足，而部员还是袖手旁观。从客观方面说实在是编辑部长的权限太大了，这自然是组织上的根本毛病。于是乎编辑主任虽然劳瘁不可言状，而所得的效果却仍是很小。

三、最大的难点就是《燕大周刊》是代表整个的燕大的，这就不容易办了。燕大是很复杂的，分开许多科目，包括许多的学问，而周刊所能表现的只是许多中的部分。这是很容易使同学门说话的。

在我个人的意思是为要办一样刊物是非专门于一项东西不可的，如专门于文艺或其他各项然。但是所困难的是《燕大周刊》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便不能这样来。

为了要免去以上三种缺陷，所以，我与许多人的意见一样，以为非办月刊不可。幸而这话得了大家的同意，而今月刊正适成立了。

既然刊月刊，那末第一个难题解决了，我们不必再下解脱。

至于第二三问题我以为非把编辑部大大的革新一番不可。这是我个人坚执的主张。总编辑与平常的同学一样是个人，他所知道的是极有限，比如我个人，胡乱也会动动笔做几篇无聊的文章，可是我同时也谙于哲学、社会、外交、国际、法律、边疆、经济、心理以及一切自然科学么？这是天下决不可能的事。即使可能，月刊每期出百片没有许多功夫去征稿及选择校对等等。

实际上现在是各种学问分开的时代，一个代表燕大全个的月刊，便有不可不分的性质有在。所以我始终主张将总编辑的权限减轻，而将编辑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插画、国故、社会、历史、政治、外交、国际、边疆、经济、哲学、心理、宗教、法律等项，每项都有一个人负该项编辑之职。如此总比较能代表大部分的燕大些了。以后月刊的好坏，再不是总编辑一个人的责，乃是编辑员及总编辑大家的责。不过实际上还是要靠诸同学大家的力量，就是要投稿帮忙，不然，则月刊的结果的良否，还是诸君负着大部的责。

一九二七，十月一日，赵泉澄。

 

出处：原载于1927年10月19日《燕大月刊》第1卷第1期，署名：记者，P2-4页。

 

 

附三：月刊社编辑启事

 

 

启事一、投稿诸君：

A、本刊为扩充编辑范围起见，特分编辑事宜为十七部，如诗歌、戏剧、经济、历史等。凡投稿诸君可按文件性质寄交各部编辑人员或总编辑处均无不可。各编辑都有两人担任者，投稿文件请寄交该部正编辑。

B、凡寄来稿件，未经退还而于该期内尚未登载者，均当于次期选录，并与相当酬报。凡寄来稿件未经登入者，均与退还。

C、投稿诸君，不拘师长，同学及校外热心赞助本刊者，一律欢迎。

D、投稿君，如用翻译文件，最好能将原文同时寄来。

启事二、编辑员注意：

A、各部编辑人员，其责任有三，在该项编辑范围内（1）做文章（2）选集稿件（3）向各方征求稿件。

B、月刊编辑稿件，女校作品概归女校编辑员收集，男校作品，概归男校编辑员收集；如有校外男女人士作品，男女校各编辑部，均可随意征求。

C、各编辑部有两人担任者，以第一人为正编辑，其第二人副之。正副责任相同，惟因易于接头起见，男女校皆然，如诗歌一项男校正编辑为刘君，女校正编辑为梁女士，正编辑负选稿之责。

D、所需信纸信封及稿件用纸均可于经理部边君燮处领取。

启事三、本月刊社改革伊始，办事人员又乏经验，尚望诸长师同学时赐南针，是所瞻仰。

 

出处：原载于1927年10月19日《燕大月刊》第1卷第1期，无署名。

 

 

附四：编辑后

 

 

 

在我编好了这个小小的刊物以后。我不得不满心的热切的，为它预祝一声前途的光荣。

我只觉得一种诚挚的友爱的虚逊的一种感情。萦绕在这本册子内，好像是在说，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他们——同学教授——都要用他们之“最”来扶持及供献它。

这里的文章差不多都是用心的不可多得之作。君度君的《日本侵略满蒙史》，实在是他的Authorized的作品；黄子通先生的《什么样做一个大学的学生》，给我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熊佛西的《艺术研究是什么》，李易刚的《堕落》，已经介绍过；赵紫宸及李荣芳的《神与自然》，其格调的超越，文章的修炼，实在是翻译界的成功；其余政治、历史如《民国以来之新疆》，《大学底原起》；经济，如《衡量经济事情及经济学说之标准》，《社会主义问题之历史》；文学如《游庐山黄龙寺》、海宾》、《霁暮》、《新碑侧》、《秋的点缀》、《鸽子》等，都是有价值的作品。

我所以不得不感激诸教授们及同学的热情供给稿件，更是诸编辑的如此的出力。

 

出处：原载于1927年10月19日《燕大月刊》第1卷第1期，无署名，P98页。

 

 

《燕大月刊》简介：

 

 

《燕大月刊》（月刊）于1927年10月19日创刊北平，由燕京大学燕大月刊社经理部发行，燕京大学燕大月刊社编辑部编辑，属于综合性刊物，于1934年5月12日停刊。1931年《燕大月刊》改名《燕京月刊》，1932年《燕京月刊》又改名《燕大月刊》。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燕大月刊》：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all&showType=1&indexName=data_404&fid=01J001945

全国报刊索引——《燕大月刊》：https://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ee3bc2b45acd217c8e6f35eceb69b3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