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1966年），當《文星》雜誌被國民黨封殺後，在不准登記新報也不准登記新雜誌的困境下，我曾計畫突破困境的法子。當時我就有了“李敖每月一書”構想，按照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條，出版品分為三類：
一、新聞紙類：
（甲）新聞紙：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每隔六日以下之期間，按期發行者而言。
（乙）雜誌：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按期發行者而言。
二、書籍類：指雜誌以外裝訂成本之圖書冊籍而言。
三、其他出版品類：前兩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屬之。
再按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條：
出版品如違反本法規定，主管官署得為左（下）列行政處分：
一、警告。
二、罰鍰。
三、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
四、定期停止發行。
五、撤銷登記。
第一條中“定期停止發行”、“撤銷登記”，是箝制“新聞紙類”的致命法定，但對非“新聞紙類”的“書籍類”，卻沒有什麼作用，因為“書籍類”既非“按期發行”，自然所謂“行政處分”，也就至多不過即時查禁了事。而“新聞紙類”卻可來個查禁一年，或撤銷登記。換句話說：對“書籍類”，處分只能及身而絕，不能延伸；對“新聞紙類”，處分卻能斷子絕孫，可以延伸。因此，理論上，一個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發行”）出書，則在某種形式上，幾與雜誌無異；雖然在事實上，全世界幾乎沒有這樣多產的作者，能夠維持——經年累月的維持——這種寫作量。所以，此時此島，爭取言論自由的志士仁人們，一旦遭到國民黨在“新聞紙類”上的封殺，便顯得一籌莫展了。
十八年前，我雖然有“李敖每月一書”的構想來突破國民黨的箝制，但是，以我當時的處境，卻非常糟糕，在“李敖自訂年表”（《政治家》，1981年3月16日）裡，有這樣的記錄：
一九六六（民國五十五年）三十一歲。《孫逸仙與中國西化醫學》、《傳統下的獨白》、《歷史與人像》、《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教育與臉譜》、《上下古今談》、《文化論戰丹火錄》、《閩變研究與文星訟案》等書全被查禁。十一月五日出版《李敖告別文壇十書》、在裝訂廠被治安人員搶走。《烏鴉又叫了》、《兩性問題及其他》、《李敖寫的信》、《也有情書》、《孫悟空和我》、《不要叫罷》等書全被查禁。
警總開始一再“約談”李敖，均於當日放回。
不但如此，當時幫我出書的弟弟，竟被征去當兵（當兵並不稀奇，稀奇的是國民黨竟從台中、臺北兩個地方發兩道召集令去找他當兵，以急著斷我幫手）；幫我的朋友們竟被搜查、被逮捕；幫我印書、裝書的廠商竟被警告、罰站。……總之，以我當時的情況，“李敖每月一書”的構想，也就止於構想而已，構想的前面，是黑暗中的一片大牆，沒有什麼實現的希望。
在國民黨封殺《文星》後，不但不准我申請登記雜誌，甚至我的朋友陸嘯釗等也一概不准，當時陸嘯釗拜訪內政部掌管出版事業的熊鈍生處長，熊鈍生就明告他不准之意。（十六年後，我在高信疆家偶遇熊鈍生，這時他早已垮臺了，他還勸告我小心，認為國民黨會整我。他的談吐與常人無異，一點也無複當年的國民黨了。這就是我常說的國民黨只是上下班的，下午五點半下班後，就不是國民黨了，第二天早上八點半，再上班做國民黨。國民黨的個人，並不那樣壞，只是一上了班，就集體作惡了。）所以，對我說來，我不是不想再接再勵，只是一點機會和幫手都沒有了。
《文星》被封殺以後，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黴運，欲賣牛肉麵而不可得，這是又一段一個人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的歷程。這段歷程，包括了作苦工與坐牢獄，悽楚而慘烈。結論是：我還是我，李敖沒有變。1979年我複出後，有兩次跟一大堆大學生談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當場指摘我，我笑著說：“我從大學畢業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論環境怎麼打擊我，我頑強得很、堅定得很，我沒有變。我一個人，在跟團體鬥，二十年下來，我還在鬥。你們呢？畢業後能繼續鬥五年，不改本色，還要鬥下去，還能鬥下去，我就服你們！”
多少年來，讚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看好戲的眼睛，……多少種眼睛在看著我，我低眉自許，我橫眉冷對，我細嚼黃連不皺眉！
但我知道我的複出，是國民黨會皺眉頭的。所以，在複出一開始，我就有很充分的心理準備，我準備我會遭到四面八方的離奇封殺。
首先是輿論對我的封鎖，《中國時報》的高信疆，終於受到壓力，要他在國民黨全會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於是，在“美麗島事件”前四天，我寫信向高信疆辭去專欄，一方面多謝他“這半年來對我的道義支持”，一方面抗議某方面“直接間接扼殺異己的言論，究竟要鬧到什麼地步才同歸於盡？”
輿論封鎖以後，接著是輿論的鬥臭，其中最凸出的，就是鼓動胡茵夢演“大義滅親”，各路人馬為了嫉忌李敖、鬥臭李敖，居然認同了胡茵夢這種連共產蘇聯、納粹德國都慫恿不出來的離奇模式了，居然不警覺胡茵夢的“不義滅夫”行為是“違背善良風俗”的、“違反公秩良序”的，甚至與他們“復興中華文化”的目標絕不相容的，這種“打倒李敖統一戰線”，不是太邪門了嗎？（胡蒽夢在跟我同居時候，國民黨就開始封殺她，其中最明顯的是國民黨中央電影公司逼她拍不成戲。直到她做偽證，毀掉李敖，國民黨才讓“浪女回頭”，給她主持金馬獎等做酬庸。在她被封殺的過程裡，有一次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請我吃飯，我笑問他為什麼從胡茵夢寫《特立獨行的李敖》起，你們就秘密行文中影，對她警告？楚崧秋佯裝不知，推說是手下人幹的；我又笑問他為什麼過去接待外國明星等都由胡茵夢抛頭露面，現在卻把她冷凍起來了？楚崧秋推說胡茵夢“英文程度”不怎麼行。一年後我和胡茵夢離婚了，國民黨又把她的“英文程度”恢復了。我能想像一個演藝人員被封殺的痛苦心境，胡茵夢忍受不了這種痛苦而順從國民黨去做卑鄙的事，我能諒解，但我不會代國民黨掩飾。這一內幕，我有必要揭發出來 。）
在輿論的一片殺伐之聲裡，國民黨《中央日報》帶頭以專論攻擊我，省政府《新生報》乾脆漫畫罵我是狗。……統計各報的新聞處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進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公平”，並且一律拒絕按照他們的《出版法》，他們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給我更正。……這種種三十二年的目睹怪現狀，不是也太邪門了嗎？
當《疾風》雜誌系統，鼓噪在中泰賓館之外的時候，眼看而來的，就是對異己法律上面的鬥倒；當《疾風》雜誌系統，乃到《黃河》雜誌系統，鼓噪在高等法院內外的時候，眼看而來的，同樣的對異己“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於是，在選舉前夕，在李敖《千秋評論》雜誌執照拿到後一個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馬加鞭的從無罪判到有罪。於是，輿論與法律的雙殺局面——從鬥臭到鬥倒，就前後完成。
《千秋評論》是我在《文星》被封殺十七年後，第一次重新“介入”雜誌活動，它的最初構想是一個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樣的個人雜誌。河上肇在1919年起辦個人雜誌，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外，都是他個人的文字，造成對思想界極大極深的影響。河上肇後來入獄，也就伏機於此。
《千秋評論》的執照是1981年4月18日官方按《出版法》第九條給我的，但在一個多月以後，官方新速實簡的又按《出版法》第十一條“技術擊倒”（T.K.O. technical knock_out）了這個執照——“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不得為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這種種演變，微妙的演變，反映了我已判無罪的官司為什麼突然變成有罪，反映了外界“選舉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論為什麼口耳相傳，反映了爭取自由的長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價與犧牲。
就這樣的，做為雜誌的《千秋評論》，雖然子宮外孕，也得胎死腹中。《千秋評論》雜誌，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號，生不逢時，死得其所，嗚呼哀哉，尚饗！
“《千秋評論》雜誌”出喪後，我決定出版《李敖千秋評論》系列叢書，在《出版法》第十六條至二十二條軌跡間，做黃怡所謂的“脫軌的老大”。於是，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的前夜，汝清陪我預先編好了六冊的《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在1981年8月10日入獄當天的清早，全部交給了林秉欽，轉給葉聖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
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的刑期是六個月，我編好這六冊書，活像諸葛亮“預伏錦囊計”似的，只要林秉欽每月“拆開錦囊視之”，付印即可成書。於是，《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便從1981年9月1日起，在我人在牢中的時候，“越獄”而出了！
《千秋評論》如今已出版了二十八期，一般都是按每月一冊出版著，由於國民黨不斷的搶書、查禁，為了捉迷藏和出奇兵，出書日期難免有“經期不調”之處，但在大體上，這一“李敖每月一書”的宿願，我終於能夠達成了。不但達成，並且繼續立於不敗之地，在波譎雲詭之中、在縱橫捭闔之下，每月使親快仇痛，煞是好看。美中不足的是，《千秋評論》都是每月李敖個人的獨角戲，李敖的朋友們的一些優秀作品，限於篇幅，無法多所帶動。這一美中不足，我決心從1984年起予以補救，補救的方法就是出版《萬歲評論》。
因為《千秋評論》四個字，早已是被吊銷了的雜誌名字，所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八個字，才是正式的稱呼。可是兩年來，不論是官方的檔案，還是民間的用法，多把《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簡稱做《千秋評論叢書》或《千秋評論》，並把叢書的“冊”數比照雜誌的“期”數來計算它，連警備總部的查禁文件上都不例外。（事實上，警總每月把它放在雜誌組審查，以便能夠速查速禁。）一開始我本人還是相當維持《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的正式稱呼的，但是後來我也“吾從眾”了，我也《千秋評論》起來了。以此類推，《萬歲評論》正式稱呼該是《萬歲評論叢書》，正名與否，悉聽尊便，蛋頭們自然不必拘泥也！
《萬歲評論》的成書方式，是每月由我和朋友們合著完成，雖然文章各自獨立，內容各自負責，但是聲應氣求，自然也有它人同此心的“共識”，正所謂“大家一起叫”者也。我盼望朋友們把最精彩的作品投給《萬歲評論》，大家“以文會友”，為苦難的時代，多留下些鴻爪遺痕。一千四百多年前的蕭恭說：“……曆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樑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萬歲評論》的著作人，理該正是這種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大家“知其不可而為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懷抱，期待一時一地的風光，和千秋萬歲的傳世。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西班牙學者兼塞維爾（Seville）大主教以塞多爾（Isidore）說得好：Study as if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像從今長生那樣發奮，像明天就死那樣生活。）逢今之世，處此之島，我們這些看不起當權派的死硬派，發奮生活，生活發奮，豈不正該如此嗎？
出處：原載於1984年1月23日《萬歲評論叢書》第1冊，作者：李敖。
《萬歲評論叢書》於1984年1月23日出版，發行人李敖、孟絕子、金一、胡虛一等，是李敖獨創的、以叢書形式出版的雜誌型書籍，與《千秋評論叢書》錯開出版，每月1冊，等於兩個月刊或一個半月刊；《萬歲評論叢書》於1987年3月31日，出完第40冊結束。
一、新聞紙類：
（甲）新聞紙：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每隔六日以下之期間，按期發行者而言。
（乙）雜誌：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按期發行者而言。
二、書籍類：指雜誌以外裝訂成本之圖書冊籍而言。
三、其他出版品類：前兩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屬之。
再按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條：
出版品如違反本法規定，主管官署得為左（下）列行政處分：
一、警告。
二、罰鍰。
三、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
四、定期停止發行。
五、撤銷登記。
第一條中“定期停止發行”、“撤銷登記”，是箝制“新聞紙類”的致命法定，但對非“新聞紙類”的“書籍類”，卻沒有什麼作用，因為“書籍類”既非“按期發行”，自然所謂“行政處分”，也就至多不過即時查禁了事。而“新聞紙類”卻可來個查禁一年，或撤銷登記。換句話說：對“書籍類”，處分只能及身而絕，不能延伸；對“新聞紙類”，處分卻能斷子絕孫，可以延伸。因此，理論上，一個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發行”）出書，則在某種形式上，幾與雜誌無異；雖然在事實上，全世界幾乎沒有這樣多產的作者，能夠維持——經年累月的維持——這種寫作量。所以，此時此島，爭取言論自由的志士仁人們，一旦遭到國民黨在“新聞紙類”上的封殺，便顯得一籌莫展了。
十八年前，我雖然有“李敖每月一書”的構想來突破國民黨的箝制，但是，以我當時的處境，卻非常糟糕，在“李敖自訂年表”（《政治家》，1981年3月16日）裡，有這樣的記錄：
一九六六（民國五十五年）三十一歲。《孫逸仙與中國西化醫學》、《傳統下的獨白》、《歷史與人像》、《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教育與臉譜》、《上下古今談》、《文化論戰丹火錄》、《閩變研究與文星訟案》等書全被查禁。十一月五日出版《李敖告別文壇十書》、在裝訂廠被治安人員搶走。《烏鴉又叫了》、《兩性問題及其他》、《李敖寫的信》、《也有情書》、《孫悟空和我》、《不要叫罷》等書全被查禁。
警總開始一再“約談”李敖，均於當日放回。
不但如此，當時幫我出書的弟弟，竟被征去當兵（當兵並不稀奇，稀奇的是國民黨竟從台中、臺北兩個地方發兩道召集令去找他當兵，以急著斷我幫手）；幫我的朋友們竟被搜查、被逮捕；幫我印書、裝書的廠商竟被警告、罰站。……總之，以我當時的情況，“李敖每月一書”的構想，也就止於構想而已，構想的前面，是黑暗中的一片大牆，沒有什麼實現的希望。
在國民黨封殺《文星》後，不但不准我申請登記雜誌，甚至我的朋友陸嘯釗等也一概不准，當時陸嘯釗拜訪內政部掌管出版事業的熊鈍生處長，熊鈍生就明告他不准之意。（十六年後，我在高信疆家偶遇熊鈍生，這時他早已垮臺了，他還勸告我小心，認為國民黨會整我。他的談吐與常人無異，一點也無複當年的國民黨了。這就是我常說的國民黨只是上下班的，下午五點半下班後，就不是國民黨了，第二天早上八點半，再上班做國民黨。國民黨的個人，並不那樣壞，只是一上了班，就集體作惡了。）所以，對我說來，我不是不想再接再勵，只是一點機會和幫手都沒有了。
《文星》被封殺以後，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黴運，欲賣牛肉麵而不可得，這是又一段一個人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的歷程。這段歷程，包括了作苦工與坐牢獄，悽楚而慘烈。結論是：我還是我，李敖沒有變。1979年我複出後，有兩次跟一大堆大學生談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當場指摘我，我笑著說：“我從大學畢業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論環境怎麼打擊我，我頑強得很、堅定得很，我沒有變。我一個人，在跟團體鬥，二十年下來，我還在鬥。你們呢？畢業後能繼續鬥五年，不改本色，還要鬥下去，還能鬥下去，我就服你們！”
多少年來，讚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看好戲的眼睛，……多少種眼睛在看著我，我低眉自許，我橫眉冷對，我細嚼黃連不皺眉！
但我知道我的複出，是國民黨會皺眉頭的。所以，在複出一開始，我就有很充分的心理準備，我準備我會遭到四面八方的離奇封殺。
首先是輿論對我的封鎖，《中國時報》的高信疆，終於受到壓力，要他在國民黨全會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於是，在“美麗島事件”前四天，我寫信向高信疆辭去專欄，一方面多謝他“這半年來對我的道義支持”，一方面抗議某方面“直接間接扼殺異己的言論，究竟要鬧到什麼地步才同歸於盡？”
輿論封鎖以後，接著是輿論的鬥臭，其中最凸出的，就是鼓動胡茵夢演“大義滅親”，各路人馬為了嫉忌李敖、鬥臭李敖，居然認同了胡茵夢這種連共產蘇聯、納粹德國都慫恿不出來的離奇模式了，居然不警覺胡茵夢的“不義滅夫”行為是“違背善良風俗”的、“違反公秩良序”的，甚至與他們“復興中華文化”的目標絕不相容的，這種“打倒李敖統一戰線”，不是太邪門了嗎？（胡蒽夢在跟我同居時候，國民黨就開始封殺她，其中最明顯的是國民黨中央電影公司逼她拍不成戲。直到她做偽證，毀掉李敖，國民黨才讓“浪女回頭”，給她主持金馬獎等做酬庸。在她被封殺的過程裡，有一次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請我吃飯，我笑問他為什麼從胡茵夢寫《特立獨行的李敖》起，你們就秘密行文中影，對她警告？楚崧秋佯裝不知，推說是手下人幹的；我又笑問他為什麼過去接待外國明星等都由胡茵夢抛頭露面，現在卻把她冷凍起來了？楚崧秋推說胡茵夢“英文程度”不怎麼行。一年後我和胡茵夢離婚了，國民黨又把她的“英文程度”恢復了。我能想像一個演藝人員被封殺的痛苦心境，胡茵夢忍受不了這種痛苦而順從國民黨去做卑鄙的事，我能諒解，但我不會代國民黨掩飾。這一內幕，我有必要揭發出來 。）
在輿論的一片殺伐之聲裡，國民黨《中央日報》帶頭以專論攻擊我，省政府《新生報》乾脆漫畫罵我是狗。……統計各報的新聞處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進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公平”，並且一律拒絕按照他們的《出版法》，他們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給我更正。……這種種三十二年的目睹怪現狀，不是也太邪門了嗎？
當《疾風》雜誌系統，鼓噪在中泰賓館之外的時候，眼看而來的，就是對異己法律上面的鬥倒；當《疾風》雜誌系統，乃到《黃河》雜誌系統，鼓噪在高等法院內外的時候，眼看而來的，同樣的對異己“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於是，在選舉前夕，在李敖《千秋評論》雜誌執照拿到後一個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馬加鞭的從無罪判到有罪。於是，輿論與法律的雙殺局面——從鬥臭到鬥倒，就前後完成。
《千秋評論》是我在《文星》被封殺十七年後，第一次重新“介入”雜誌活動，它的最初構想是一個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樣的個人雜誌。河上肇在1919年起辦個人雜誌，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外，都是他個人的文字，造成對思想界極大極深的影響。河上肇後來入獄，也就伏機於此。
《千秋評論》的執照是1981年4月18日官方按《出版法》第九條給我的，但在一個多月以後，官方新速實簡的又按《出版法》第十一條“技術擊倒”（T.K.O. technical knock_out）了這個執照——“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不得為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這種種演變，微妙的演變，反映了我已判無罪的官司為什麼突然變成有罪，反映了外界“選舉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論為什麼口耳相傳，反映了爭取自由的長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價與犧牲。
就這樣的，做為雜誌的《千秋評論》，雖然子宮外孕，也得胎死腹中。《千秋評論》雜誌，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號，生不逢時，死得其所，嗚呼哀哉，尚饗！
“《千秋評論》雜誌”出喪後，我決定出版《李敖千秋評論》系列叢書，在《出版法》第十六條至二十二條軌跡間，做黃怡所謂的“脫軌的老大”。於是，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的前夜，汝清陪我預先編好了六冊的《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在1981年8月10日入獄當天的清早，全部交給了林秉欽，轉給葉聖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
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的刑期是六個月，我編好這六冊書，活像諸葛亮“預伏錦囊計”似的，只要林秉欽每月“拆開錦囊視之”，付印即可成書。於是，《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便從1981年9月1日起，在我人在牢中的時候，“越獄”而出了！
《千秋評論》如今已出版了二十八期，一般都是按每月一冊出版著，由於國民黨不斷的搶書、查禁，為了捉迷藏和出奇兵，出書日期難免有“經期不調”之處，但在大體上，這一“李敖每月一書”的宿願，我終於能夠達成了。不但達成，並且繼續立於不敗之地，在波譎雲詭之中、在縱橫捭闔之下，每月使親快仇痛，煞是好看。美中不足的是，《千秋評論》都是每月李敖個人的獨角戲，李敖的朋友們的一些優秀作品，限於篇幅，無法多所帶動。這一美中不足，我決心從1984年起予以補救，補救的方法就是出版《萬歲評論》。
因為《千秋評論》四個字，早已是被吊銷了的雜誌名字，所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八個字，才是正式的稱呼。可是兩年來，不論是官方的檔案，還是民間的用法，多把《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簡稱做《千秋評論叢書》或《千秋評論》，並把叢書的“冊”數比照雜誌的“期”數來計算它，連警備總部的查禁文件上都不例外。（事實上，警總每月把它放在雜誌組審查，以便能夠速查速禁。）一開始我本人還是相當維持《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的正式稱呼的，但是後來我也“吾從眾”了，我也《千秋評論》起來了。以此類推，《萬歲評論》正式稱呼該是《萬歲評論叢書》，正名與否，悉聽尊便，蛋頭們自然不必拘泥也！
《萬歲評論》的成書方式，是每月由我和朋友們合著完成，雖然文章各自獨立，內容各自負責，但是聲應氣求，自然也有它人同此心的“共識”，正所謂“大家一起叫”者也。我盼望朋友們把最精彩的作品投給《萬歲評論》，大家“以文會友”，為苦難的時代，多留下些鴻爪遺痕。一千四百多年前的蕭恭說：“……曆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樑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萬歲評論》的著作人，理該正是這種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大家“知其不可而為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懷抱，期待一時一地的風光，和千秋萬歲的傳世。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西班牙學者兼塞維爾（Seville）大主教以塞多爾（Isidore）說得好：Study as if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像從今長生那樣發奮，像明天就死那樣生活。）逢今之世，處此之島，我們這些看不起當權派的死硬派，發奮生活，生活發奮，豈不正該如此嗎？
出處：原載於1984年1月23日《萬歲評論叢書》第1冊，作者：李敖。
《萬歲評論叢書》簡介：
《萬歲評論叢書》於1984年1月23日出版，發行人李敖、孟絕子、金一、胡虛一等，是李敖獨創的、以叢書形式出版的雜誌型書籍，與《千秋評論叢書》錯開出版，每月1冊，等於兩個月刊或一個半月刊；《萬歲評論叢書》於1987年3月31日，出完第40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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