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我们用《自由中国》这个名字出版一种刊物，读者顾名思义，当可油然而生同情心。但为郑重起见，我们谨把我们的旨趣，简单的述于卷首。
《自由中国》，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同胞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所应当以为政治生活的目的的。一个民族生活在现在世界上，如果没有较合理的政治生活，便不能有其他的好生活；如果没有一个自由的国家能够保证他们的自由和安全，他们必不能有一个合理的政治生活，他们必不能在人类进步上有什么贡献。
一个自由的国家，和无政府的社会不同；无政府的社会，只能由混乱而趋于毁败，必难给予人民一个好生活。一个自由的国家，和极权的国家不同；一个极权的国家，非特不能给人民以自由，并且也不能给人民以安全。一个自由的国家，更不能做任何其他国家的附庸。
而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一大半土地现为共产党军队所占领，一大半同胞已喘息于共产党的恐怖中。他们非特没有自由和安全可言，他们简直没有国家可言。
共产主义的政府，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府，是现代极权政治两种不同的形式。在这种政治下人民不能有真正的自由和安全，这是极权政治的理论和事实所必使然的。最坏的是，这种政府的主持者，为领袖欲所驱使，完全拘牵于这种政治的形式，更没有机会想到人民实际的利益。他们看人民和器机一般；无论什么无人性的残忍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结果，人民所受的痛苦，便不是常识所可臆度的了。
共产党兵力所到的地方，即苏俄势力所到的地方。在中共诸人，固然以为大功将成，不久便可以向莫斯科献捷了。而自中华民国人民的立场言，则万一中共竟席卷中国，则从此以后，中华民国的同胞，将都沦为苏俄的奴隶；非特成为没有自由的人民，并且成为没有国家的人民。
我们并不反对世界各民族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下，成为一家的主张，但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阴谋，反对极权，反对残暴。苏俄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中国，我们同胞所受的痛苦，必不是过去在任何暴君压制下的痛苦所可比拟，在任何外族管辖下的痛苦所可彷佛。三百年前，几个无赖的斯拉夫人开始越过乌拉山，遂启沙皇东侵的野心。从此以后，俄人便没有一天不想染指于中华国土。现在苏俄的统治者，完全承袭沙皇的传统，而又加强奸诈诡谲的技术。百年以前，林则徐说过：“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在现在讲起来，俄罗斯不只是中国的“患”；实在，在现在世界上，为永久和平的障碍的，只有一个俄罗斯！苏俄如不改变他的政治方式，不改变他的政治手段，世界将永远没有和平的一天；苏俄如并吞世界，世界便变成黑暗时代，全世界上的人民，除却苏俄统治阶级以外，亦必没有快乐的一天。
这是我们反共抗俄的极明显而不可易的理由。我们若不认识这一点道理，不是大愚，便是大惑。我们如认识这一点道理而不去想法阻止苏俄的侵略和中共的暴行，不是顽夫便是懦夫。
《自由中国》这个刊物，正是要阐明苏俄对于世界——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祸害，和中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罪恶。我们并要讨论如何阻止这个祸害，如何洗涤这些罪恶。这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本着思想自由的原则，意见不必尽同，但弃黑暗而趋光明，斥极权而信民主，求国家民族的自由，求世界的和平，则是大家共同的主张。我们说话的态度，可在下列少数诫条中看出：
一、不作无聊的悲观。
历史的路程，虽然有迂迥曲折，而大流所归，都是表明人类是趋向开明的。现在苏俄的行为，不过历史人类进程的逆流之一；当然，他的范围和力量比任何过去人类进程的逆流都要大。但我们相信，人类行为的总结总是趋向于善的。我国二千年前儒家的大师荀况有言：“狂生者，不须时而落。”当代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亦以为“狂妄者定必失败”。在一方面讲，这种逆流的范围和力量愈大，我们要挽正他当然更要费劲；在另一方面讲，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为善的机会亦最多而最大。况且“历史是在我们这边的”！我们并且相信，中华民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善良文化的陶治，善的力量，比恶的力量多。一旦明了中共主张的错误，中共宣传的虚伪，定必毅然决然，冲破中共的蒙蔽。所以现在的时局，虽是阴霾，但我们总有见到光明的一天，不必作无聊的悲观。
二、不作下流的漫骂。
“政者，正也”。我们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出版这个刊物，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平易而正确的见解，仔仔细细的告诉我们的同胞。我们居心当然要“出于正”，我们在说话上边亦不可不“出于正”。所以我们屏除一切下流的漫骂。我们说话的对像，当然包括被中共宣传所麻醉的同胞。但是这些人里面，我们也相信尽有许多可与为善的人，这班可与为善的人我们只要好好提醒他们，便可恍然大悟，弃邪归正，用不着骂；至于不可与为善的人，终身不灵，骂有什么用处？
三、不歪曲事实。
我们如果述说事实以作例证时，无论是历史上的事实或现在的事实，我们都求十分的正确。我们决不为一时说话的便利而歪曲事实。我们相信：正确的判断，须基于正确的事实。我们所要向世人传达的，决不是花言巧语，而是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万不可歪曲事实。我们述说自由中国地域中的情形，我们固然丝毫不加粉饰；我们讲到中共区内的状况，我们亦必尽量求其实在。真实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目的，亦是我们这个刊物的一种目的。
四、不顾小己的利害。
我们以最诚挚的心肠向世人说话；我们说话的目的，决不是为一党一派的利益。我们所要申明的是人道和正义；我们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说话，为同胞的自由和安全而说话。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应当说的话，如果因为有所顾忌而不说，或隐约模棱的说，都犯着“见义不为”的过失。我们所要仔细辨别的，是我们说话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对一己的利害。我们的话如果有几分好处，如果可以导人为善，则无论对我们自身有什么危险，都是值得我们去说的。
最后，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我们主张一切合理的改革，以求对于人民生活有实际的利益和进步。我们非特要坚守现在仍是自由的国土，我们也要竭力扺抗苏俄侵略中国的暴力，不让共产党的极权政治，仍在中华国土立足。我们希望用这种态度和主张博得全国同胞的赞助！
出处：原载于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第1卷第1期，署名：本社，作者：雷震。
附一：<自由中国>的宗旨
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 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民卅八，四，六，船上。
出处：原载于1949 年11 月20 日《自由中国》第1 卷第1 期，署名：胡适。
附二：征稿简则
一、凡能给人以早日恢复自由中国的希望，和鼓励人以反共的勇气的文章，都为本刊所热烈欢迎。
二、介绍铁幕后各国和中国铁幕区极权专制的残暴事实的通讯和特写。
三、介绍世界各国反共的言论，书籍与事实的文字。
四、研究打击极权主义有效对策的文章。
五、提出击败共产党后，建立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理想社会轮廓的文章。
六、其他反极权的论文，谈话，小说，木刻，照片等。
七、翻译稿请附原文或注明其出处。
八、凡附足邮票的稿件，不刊载即退回。
九、稿件发表后，每千字致稿费新台币十元至廿元。
十、来稿本刊有删改权，若不愿受些限制，请先说明。
十一、来稿请寄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本社。
出处：原载于1949 年11 月20 日《自由中国》第1 卷第1期。
附三：给读者的报告
《自由中国》已筹备有五六个月了，本打算出日报，但因种种困难，未能实现，后来改变计划，一方面刊行自由中国丛书，一方面在各地报纸同时刊登时论专论。已出刊的丛书有五种：（一）胡适先生的《我们应选择我们的方向》，（二）陈独秀先生的遗著《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三）崔书琴先生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四）王静远先生的《共产党如何治理平津》，（五）章丙炎先生的《南奔记》。以后当续有出版，以飨读者。
在各报纸所刊出的专论亦已有《失望与鼓励——评美国务院白皮书》，《美国如何准备击败苏联》，《苏联怎样统治铁幕后的国家》等若干篇。
最近的计划是出版一种定期刊物——《自由中国》，现在已与读者相见了。我们希望大家爱护这个刊物，使它长大起来，成为一个恢复自由中国的舆论力量。我们并盼望大家尽量给与批评与指正，藉以使本刊改善进步。
本期的《自由中国》的宗旨，是胡适先生远自海外寄来的，十分珍贵，它代表真正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的声与愿望。胡先生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原是用英文写成的，是胡先生应美国政治学会特约发表的，内容极为丰富，明白的指出民主与极权的分别，使冒牌的民主无隐身的余地。
傅斯年先生的《自由与平等》一文，题目虽极普通，但内容有傅先生独到的卓见，极为宝贵，愿读者注意。傅先生校务繁忙，因之傅先生的文章得来不易，但傅先生为本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以后常常有文章与读者相见。
沈晦先生的《从赤色家庭解放出来》，内容全是叙述事实，较之本文主角在台北电台所广播者，丰富得多，生动得多，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刊特辟“青年号角”一栏，内容注意青年的呼声，青年对国事对政治对经济的意见，以及先进人士对青年的指导与意见。本刊希望青年朋友们，对青年热心的人士们，使本栏内容丰富活跃起来。
本刊因为篇幅所限，尚有几篇宝贵的文章，未能刊出，本刊特对撰稿诸先生及读者致歉意，留到下期刊出。
出处：原载于1949 年11 月20 日《自由中国》第1 卷第1期。
《自由中国》简介：
《自由中国》（半月刊）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台北，1960年9月4日停刊。它是一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政经杂志，由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所创办;伊始,受到中华民国政府当局的支持，由胡适担任发行人，1953年以后改由雷震担任。1950年代中期之后，言论由反共逐渐转向批判当局独裁作为，例如1957年社论发表批判“反攻大陆”说，与政府关系对立而紧张。后因雷震等台港在野人士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藉《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刊出殷海光写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编辑傅正、经理马之骕、以及离职职员刘子英等人逮捕，杂志即于10月遭到查封与停刊。《自由中国》是台湾1950年代宣扬自由、民主、法治的异议声音代表，对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具有启发的意义。
《<自由中国>全23卷总目录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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