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办报有种种困难，于是文化人把出版兴趣转移到期刊方面。到目下为止，已登记的期刊，有四五百种之多，在一个千万人的岛上，真算不少了。不过这些刊物中，能经常出版的不到一半，它们也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不知何时会在波涛险恶的文化海洋中覆没。
出版业之艰难，在于国民读书兴趣淡薄及购买力低弱，因之销数打不开；而印刷成本高昂，常常会卖一本赔一本；至于发行难办，书卖出去收不回钱来更是通病；同时稿费无法提高，约不到好文章；益以广告难拉，无法抵补亏空。故此办杂志如无一个机构做后盾，或能得到特殊经济技援，恐慌难以支持。目下私人独立经营的刊物而能维持者实在寥寥可数。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有刊物倒下去。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几乎每天有新刊物产生出来。虽然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比例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这却证明了一件事，就是际此艰难时会，出版界的“生之欲”仍在强烈地鼓动着。大抵有人出处误计，有人因为过份自信，有人希望出奇迹，同时也有人居然成功。总之，文化人不干这个干什么？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仅仅为了“三餐一宿”，只要一息尚存，就免不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文星”是我们几个朋友合作的私人刊物。起初有人愿意在经济上想想办法，有人觉得能拉拉稿子，有人可以负责编辑，于是就计划出这本刊物。后来算来算去总是难以维持，因之又延搁下来。但是各方面的朋友多有表示“乐观厥成”者。一位朋友并且引了《读者文摘》上刊载的一个故事来打气。
这个故事说，一位漫画家曾经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在一个牌局终了之后，一位看边胡的人指着得胜者愤愤不平的说：“如果照牌理出牌的话，你们没有赢的道理！”故事上说，那些创造历史的伟人们，如果人人照牌理出牌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丰功伟绩。再应用到生活方面。例如一个人总想照牌理出牌才结婚，可能一辈子打光棍，因为即使是在你自觉能养家之后，也难保险下个月不会碰上火警而片瓦无存。对于生孩子也是一样，如果夫妇要到万事俱备时才要孩子，可能永远得不到适当的时机。历史上伟大的一个婴儿，就是在父母逃亡途中，小店里没有客房而生在马槽里的，这可以说是降生的最不适当的时机了。
这个故事的结尾说：“一鸟在手胜于两鸟在林”是懦弱者的格言，一个人要是总瞻前顾后，就什么事也搞不成。
我们听了之些话，觉得不无道理，耶稣可以降生在马槽里，“文星”为什么不该滚出印刷机呢？于是这本书就呈献于读者之前了。至于命名为“文星”，是因历来传说它是主管文运的星宿，又称“文昌星”，杜甫诗有：“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之句。希腊神话中也有相当于中国文星的神，名叫阿波罗（Apollo），传说他少年美貌，主歌诗歌和音乐，也就是管文运和艺术的神，我们准备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多尽一点责任，所以采集中西神话故事定下这个名称。
编一本杂志不能无理想，这就是说，得有个宗旨。罗素说：“良妤的人生是被爱所鼓舞，并受知识的指导。”智慧可以创造人生，指导人生，因此我们希望这本杂志能启发智慧并供给知识，使读者读后不至于感觉毫无所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把《文星》的性质定为“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在生活方面，我们将请富有人生经验的学人，撰述有指引性的文章，以供青年人在求学与做人方面的参考。此外将刊登游记、传记、各地人情风俗介绍、科学新知、体育常识、艺文坛动态等。在翻译方面，我们将尽量采用最新的，较不常见的数据，并配合图片，以提高兴趣。
在文学方面，将包括长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书评等。
在艺术方面，将包括音乐、绘画、摄影、木刻、舞蹈、影剧等艺术欣赏、批评和研究。我们有四页画页，在这一方面可能有些贡献。
实用主义哲学家说，一切知识皆由“行动、尝试与错误”而来。出书是行动，我们仍抱着尝试的心情，也可能这件事是错误了。错的小的时候我们将努力修正，大到无可挽救的时候，这一个尝试也就只有结束。但是如果能得到读者和作者的支持时，这个工作就可能继续下去。因在这个“不按牌理出牌”开始出牌的时候，把经过情形向读者报告一下。
出处：原载于1957年11月5日《文星》第1卷第1期，署名：本社，作者：何凡。
《文星》复刊词：“文星”复活了
《文星》从民国五十五年一月一日，就无奈地走进了历史，到七十五年九月一日的今天复刊，整整廿年零八个月。
在这段岁月里，《文星》不断的被提及、讨论、评鉴、好像依然活在当代人的心中。
每遇到身肩重任的当代知识人，往往都用这样的语气对我说：“我曾吃过《文星》的奶水。”，这使我们之间突然产生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共同回忆，而最宝贵的是，这意味着开放、进取、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点。
我在惶恐之余，又不禁要问：“这一代的知识青年，日后他们的共同回忆在那里？”诚然，书报摊上，杂志琳琅满目，资讯左湧右现，可是似乎没有一本像《文星》那样，直指价值的核心，对青年人关怀社会，反省文化的热情，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整合性的激荡与沉思。
廿年来，台湾社会起了急速的变迁，就政治而言，民主宪政的落实，已经不仅仅是种旷野的呼声，而成为必须严肃面对的现实；就经济而言，国际化、自由化的必须趋势，已经使台湾成为国际经济社会的一员，权利和义务的担当，正日为明晰，也无从逃避。就社会而言，百分之七十的工商人口，正说明多元的社会，已然出现，然而其价值规范，像环境保护、消费主权等观念犹待形成；就文化而言，本位文化的肯定，多元口味文化的共荣，消费文化的反省等，也都面临再生的瓶颈。
台湾的一切在急速变迁中，而今后的十年，更处于重大的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到底该为这一代的知识青年，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而非仅仅是一些资讯而已，正是《文星》极图复刊前，必须严肃以待的课题。
今年五月七日，当我重新取得《文星杂志》的出版登记时，不禁内心喜忧交集，喜的是《文星》复刊有日了，忧的是，事隔廿年，《文星》面临的是全新的挑战。尽管“远路不须愁日暮”，尽管有那么多的海内外朋友，伸出炽热双手，为《文星》复刊催生。但是，我仍然深信《文星》的成败，必须决定于是否能走上一条“未来取向”的大路，《文星》的历史，必须以一种“落红原非无情物，化为春泥又护花”的精神来看待，才变得更有意义。
《文星》复刊了，环顾台湾杂志的现实环境，廿年前那股“不按牌理出牌”的傻劲，又在我心中飞扬起来，如果它是一块园地，我期待更多的朋友来耕耘，如果它是一簇薪火，我渴望更多的青年来添柴。
出处：原载于1986年9月1日《文星》第99期复刊号，作者：萧孟能。
《文星》停刊词：“文星”停刊了！
两年前，《文星》在社会的期待，知识份子一片祝贺声中复刊。两年后，却又要再一次向关心、爱护《文星》的作者、读者告别。这一次告别的原因，与廿年前不同，所以除了同样的无奈之外，更有一种无限的沉痛。
财务的沉重负担，个人年纪和健康，都是促成停刊的一些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在泛政治意识高涨的今天，社会上对长远性的文化思想问题寄以深切关怀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知识青年的口味已普遍变质，整个社会的走向，与我们一向怀抱的理想，好像距离愈来愈远，这些才是像《文星》这样一份杂志，难以继续的真正原因。
三十年前，《文星》可以在“文化沙漠”中开辟出一片绿洲，三十年后，在号称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台湾，社会已相当富有，却使一本追求高水准、高口味的刊物，反而难以生存，除了我们自身努力不足，应该检讨之外，是否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已陷入严重的病态和变态，这种环境，使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追逐眼前现实的事物，丧失了人生的理想，以及对文化对社会的责任感。
近年来，台湾的确冲破了许多禁忌，表面上也显得活泼而开放，整个的社会都被卷入政治风潮之中。政治明星成大众的偶像，社会的英雄，政治风暴与社会冲突，成为大众生活中主要的刺激来源，似乎很少人想到：假如我们的社会，文化水平不能提升，思想一直陷于贫困，无法由文化思想引导社会的发展，所谓政治，不过是权力的征逐，所谓民主，不过是征逐权力的藉词而已。
一个社会如缺乏充满精神内涵的文化和有生机的思想，就像一个要走长路的人，缺乏健康的心脏，这正是台湾当前的大问题，我们一向所持的愿望，就是希望能为这个新生而多变的社会，补充新鲜的精神，使那些默默耕耘甘为文化思想而献身之士，能加些滋养，使他们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奉献早日开花结果，使社会免于没有导向的混乱，我们怀抱着这种愿望努力过、挣扎过，却没有成功。
两年前，《文星》复刊号上，龙应台问：“为什么没有一份开启时代、影响思潮的知识分子杂志呢？那是政治气候的错？或者是我们知识分子太容易和现状妥协？”依照两年来的经验，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种因素都有，但最主要的，还是四十年来始终没有为学术扎下深厚的基础，也缺乏使知识分子的创造能自由发挥的环境，没有这些根本的条件，如何能培养出开启时代、影响思潮的知识份子？
梁实秋在为《文星》复刊喝彩的短文中曾说：“一个杂志发挥了它的功能，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影响，一朝停刊，亦非憾事，”过去两年，《文星》是否发挥了它的功能？是否或多或少产生了好的影响，留给读者和社会去评断吧！对台湾这样一个社会，却无法支持《文星》这样的杂志生存下去，我的确感到是件憾事！
《文星》停刊了，对两年来支持、关怀《文星》的读者、作者、和朋友们，我们由衷的感谢！今天我虽不得缷下这份担子，但仍希望有热情、有理想的人，会来接下这个棒子，重新点燃《文星》的香火，使它绝不灭！
出处：原载于1988年6月20日《文星》第120期终刊号，作者：萧孟能。
简介：《文星》于1957年11月5日创刊，创刊人为萧孟能、叶明勋等，创刊初期由叶明勋担任发行人，何凡担任主编。《文星》从创刊到复刊，到最后停刊，总共出了120期。初始的《文星》封面上，标明这本杂志的编辑方针是“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但到1959年《文星》第25期，杂志编辑方针始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1957年至1961年，该杂志由何凡主编，之后由李敖接编，编辑重心转向思想与论战，密集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全盘西化，并向威权主义开火，至1965年12月，《文星》第99期还在排印，却因言论问题等来了国民党的行政处分——“停刊1年”。1966年12月，《文星》停刊1年期满，萧孟能依法申请复刊，未获批准，《文星》从此销声匿迹了20年。1986年9月1日，《文星》杂志在萧孟能的努力下复刊，但复刊后的《文星》只办了22期，于1988年6月20日停刊；只是此次的停刊不再是被动，而是因杂志销路不振，财务不支，主动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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