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社会正在急着变换之中，现代文学也随着很快的在发生变化。文艺上的新动向已经逐渐显露在我们眼前了。莫斯科的著名导演亚森斯丹（Eisenstein）,在五年计划进行之中，德、日二强邻威胁之下，努力从事于一伟大的喜剧的编辑与摄制；这是左边来的消息。同时巴黎戏剧界的权威者雷蒲君（Paul Reboux）和许多出版人及戏剧家，发表了一篇宣言书，请求著作家多制造一点笑料：这是西欧来的消息。在纽约呢，拉意斯（Elme Rice）做了看了纳拍尔斯人然后再死（See Napleos DIE）,哈德（M. Hart）与考夫门（G.A.Kaufmun）合著了终生只有一次(One thing in a life tine)使太平洋西岸的笑声，直达到太平洋东岸。这是美国方面，和法国一样，右方转来的消息。
在世界经济恐慌之中，多数民众的精神上，不能说不痛苦，然而文艺界的主张是如此，文艺界的表现又如此；这其中实在有很大的理由。眼光浅短的人，可以攻击和调笑此种的趋势。说这是“叫花子吃糖汤，苦中得乐。”然而一个人穷到垂头丧气，无可奈何的时候，正需要一点糖汤，使他拿人生的苦痛暂时忘掉，然后打起精神，再奋斗一下。十六世纪的英国，外患日亟，却出了一个列莱（Lily）,写出若干风流旖旎的喜剧，引人入胜。不多几年后，就有大破西班牙海军之壮举。十七世纪的法国，在五十多年对内对外的战争之中，却出了一个莫利哀（Moliere），拿犀利的笔锋，来讽刺虚伪与骄妄，使法国的民众，笑得合不拢嘴来，不多几年后，路易十四亲政，造成独霸西欧的局面，莫利哀本人，还及身见到这一朝的盛治。
原来文艺与人生有一种“二重”的关系，一方面文艺中的喜怒哀乐，是产生于时代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他有刺激和催眠的作用，能够使多数的读者跟了感到颓丧与兴奋。所以，过量的悲观很有麻醉民众消灭他们志气的可能；而不改受这种麻醉的读者，便会厌恶这种作品，起而反抗。公开的要求，欢迎，和产生相反的作品。这是必然的趋势。愉快的作品，便会因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原来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之中，悲痛的事物，总和愉快嬉笑的事物同时存在。只要着作家放开眼光去找，总有相当的结果来作他的报酬的。愉快的作品，在产生之后，就发生鼓励和兴奋的作用，驱除民众的烦闷和忧虑，使他们能建起艰苦的责任，向光明的路上走去。在十六十七世纪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也还是如此，无论其是共产主义的苏俄，或是资本主义的美法。
这是世界文坛上的新动向，不能逃出世界潮流而闭关自足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又将发生怎样的变迁呢？
（二）
中国的文学，如果有缺点的话，它的缺点就是过度的严肃。痛哭流涕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近二十年来的新文学，盛行写实与悲观，原是很可异的。它和中国旧文学所走的路线不同，而结果走到痛哭流涕的终点则一。
这是就大体者言。仔细查考之后，也未尝没有喜笑的东西，太史公的《史记》中，有滑稽列传这段文字。后来的小说中，有《镜花缘》《西游记》等作品。它们的方式是以欢笑的资料，去实行讽刺。痛哭流涕的口吻是避免了，但有益于世道人心这目的，同样是达到的。
古往今来，殺风景的朋友是无时没有的。对于愉快的文学他们会拿轻狂和浅薄四个字来攻击。当然，很多悲观写实的作品也犯轻率和浅薄的弊病。在没有痛哭流涕的必要，或痛哭流涕太久时，还是一味叫人痛哭流涕，这就是画蛇添足，犯了轻率或浅薄的弊病。不过轻率和浅薄总是严重的病态，应该避免的。我们所提出的是健全的愉快。我们可能引梅勒迭斯（Geoye.Mdredith）喜剧论（Essay on Comedy）中的话来作解释。他提出“令人深思的笑声”（Thoughtful Lau-ghtor）这上点。“笔声”这二字用不到讨论。“令人深思”这四个字很意义的。轻率浅薄的话就不能令人深思。眼光浅短的人总以为哗笑和思想是不能并存的。这种见解是否与事实相合呢？
年轻的小弟弟在路上看见瞎子跌跤，便会笑不可仰。这是因为小弟弟没有想一想的缘故。他的笑声中大概未必有思想。反之，我们看见聪明人欺人的时候，碰到了比他更聪明的人因而吃苦，便忍不住一笑，说真是作法自毙。这一笑的意味便深了。这是令人深思的笑声。它的产生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的。一定要读者或观众的知识程度，同著作家的知识程度相差不远，方才会心领神会，相视而笑。轻率浅薄是不适用于这一种笑声的。同时这也不是垂头丧气的沉思。笑声四起，精神顿时就旺起来。打倒颓丧和虚伪，打倒强暴和侵略，全要靠这一点。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能成何事？
在法国革命的时候，欢笑声和咒骂声同起；没有悲观与失望，所以能抵抗德、奥、英的侵略；在俄国革命的时候，愤怒的情感一变而成庆祝胜利的愉快，有雄健自信的心理，所以能打破克伦斯基和协约国的联合阵线，消灭反动派在西伯利亚的根据地。我们希望在现代的中国听到努力工作的鼓励和振作精神的嬉笑声。有这愉快和自信，加上不断的努力，直捣黄龙的日子，便不远了。
（三）
世界文坛的趋势是如此，中国新文学的使命又如此，我们此后努力的方向也就可想而知。
在一五六一年，已有斯凯力球（Scaliger）说过，喜剧不但是最高尚的剧本，而且是“最高尚的诗“（First & highest, form of poetry）。这是有重要的理由的。虽是引人喜笑的质料，虽是愉快的文字，然则它却有重大的使命。正当的嬉笑和讽刺一方面有振作精神的功效，另一方面有转移风化的作用。
拿枪杆来保国卫民的武士，坐课堂上谈仁说义的教师，固然负重大的责任；拿笔杆来写悲欢离合的文人，也有他们重大的使命。
不过有一点。中国文人的名誉似乎不甚好；我们的俗语中有“文人无行“这一句话。拿毛锥横扫五千军的明友，对于气节一方面好似欠缺一点。这风气在近年来更盛。请这种人来陶冶人格，来转移风俗，寻常人听了不是摇头不信，便是骇然惊異。说这岂非等于请土贩来禁烟，请赌棍来禁赌。这种现象，实在使人痛心。
十七世纪的诗人密尔敦(J.Milton)曾说，有志要做好诗的人，先要拿自己的生平佈置得好好的，绝无恶点；拿自己的生平做成一首绝妙好诗。换句话说，品性或行为不好的人，决做不出好诗。这一句话从道德的立场上看来，是不错的。可是在事实上是否全对？历史上尽有坏人写出最好的诗词。曹孟德的横槊赋诗；王尔德(O.Wilde)的狱中乐府（Ballad of Reading Goal）都是一代的绝唱。这样说来，密尔敦的话，是完全不对了；还是曹孟德与王尔德两人的道德，到底不错？这一个问题，我们曾经详细讨论过。坏人有时候会做好诗，但这一定在他的心上充满好的思想的时候。这句话大概是不会错的。满心男盗女娼的时候，决不能写出美丽伟大的诗句。好人的心头上，有时有坏的思想出来；心地险恶的人也偶然有思想正大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大概可以接受。所以，只有伟大纯洁的思想和情感，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最上品的文艺还是伟大心灵的表现。
（四）
因社会的转变，所以文艺也不能不跟着转变。新时代的新文艺要给我们一种新的光明，新的愉快，和新的伟大。新的社会需要新的喜笑，健全的喜笑。讽刺，引人哗笑的讽刺，也未尝不可。文艺上有所谓善意的讽刺(Good humoured Satire)这一格。在中国一般读者看来，也许是一种矛盾。即经讽刺，如何还有善意？当年特拉尹登(Dryden) 用讽刺做政治和宗教之争的利器；对准了个人和团体作深刻的攻击，那是恶毒的讽刺。反之当年的高尔斯密斯（Goldsmith）和现代的却斯透登(G.K .Chesterton)嘲笑人世的矛盾，却绝不令人难堪。连被讽刺的人看了也笑不可仰。这就是善意的讽刺。现在的名剧家摆里(J.Barrie)的幽默，实在萧伯纳之上，也是绝不令人不难堪的。
出处：原载于1935年11月10日《文学时代》创刊号，署名：张沅长，P1-7页。
附一：编辑后记
（一）
我们原想出一个文艺刊物，由第一出版社出版。我们想出一个文艺刊物的理由十分简单，无非想借此使自己在写作上加上一根鞭策的绳索。我们最初和第一出版社谈起这个想望，还是五月里的事情。当初两方都同意自七月起。开始出版，所以我们匆匆的在一个月之间编好了第一期，就是这一期。
但是后来，第一出版社因为他们自身另有计划，所以本刊介绍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本也有出一个文艺刊物的意思，因此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在细节上的磋商，函件往返，却延宕得极久，一直到十月初，才完全决定；创刊号十一月十日出版。
本来打算在七月间出版的，一直到十一月才实现，这一个延荡的时间不算短。这一个出乎初料的耽搁，使我们对于关怀本刊的许多先生们，觉得无限不安。
（二）
这一期是本刊第一期。一个刊物在创刊的时候，照例得有一篇灿烂堂皇的发刊辞。可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觉得：一刊物的内容，就是一个刊物的一篇顶真切的宣言，我们并没有这种企图，想使读者从这一个刊物里看到有任何一种集体的流动——不管是感情的或者是理性的。我们都尊重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容许每个在本刊上写稿的人，有他自己在文艺上的立场与见解，除了对文艺的本身忠实的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更大的苛求。
我们这一个刊物规模很小，每期只有这么一点点字数。我们自己明白，我们的能力实在太薄，太脆弱。我们不愿意夸张，夸张的下场常常是难言的内恧。我们只愿意就仅有的这一点绵力之下，小心谨慎地来作。我们这第一次大胆的尝试。
这一个薄薄的篇幅自然是十分寒伧的，但是我们并不腼觍这一个篇幅的单薄，我们只希望我们不要蹧踏这刊物每页的纸张。我们用顶严肃的态度和热烈的心情灌注在这一个刊物上，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点朴实的意思，能够获得海内外作者读者的赞许，使海内外作者读者的灵性能够和本刊打成一片。
（三）
我们已经说过，这一期还是在五月至六月的这一个月惠编好的，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匆促的时间里编成一期，实在不能不感谢在这一期上写稿的几位先生。我们去请张沅长先生写稿时，正是他顶忙的时候。他这一年应诺了美国北客罗林奈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之聘，担任英国文学的讲座。他那时一方面要结束国内学校的教务，一方面又要筹备出国的事情。我亲眼看见他为了写这篇文章，谢绝了一次宴会和两位朋友的拜访。他这好意我们实在感激。他在七月十六日起程赴美，他答应到了美国后仍旧给我们写稿，我们希望他不要忘了他曾经遗下的诺言，当他收到这份刊物，知道它已经出版了的时候。
老舍先生平时在各刊物上都是写的创作，可是这次他却给了我们一篇论文，他这篇关于约瑟康拉得的介绍，原是他在中波文化协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的论文。因为我们去函向他索稿时，他正忙着披阅许多毕业论文；他答应以后再给本刊写创作。老舍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研究康拉得的专家，他这篇文章非常有价值。
令孺九姑她不仅允许常常给我们写稿，并且在精神上曾给予我们至大的鼓励。她本来打算给第一期写篇创作，后来因为时间来不及，所以临时改译了这篇《在一个远远的世界里》。她现在正在日本旅行，我们希望她在旅行回来以后，对于本刊能有更大的赠餽。
张天翼先生的《中秋》，也是在几天里给们赶起来的。陈铨先生惟恐赶不上我们发稿的日期，特地用航空快信将他这篇《政变》从北平给我们。孙毓棠先生的这首长诗《奔》，是在一整夜中写成的。他们的盛意，我们真是说不出的感谢。其余几位先生的稿子，也都是特地给我们写起来的，我们在这儿一併很恳切地说一声谢谢。
本刊页数有限，连续登载的长篇，不敢多用。邵洵美先生译的英国当代大戏剧家考德的名作，也擬在四五期续全。邵先生尚有关于原作者考德的研究文字，现正在起草中，不久当在本刊发表。
第二期的稿子现在也已完全编好，亲爱的读者，我们隔一个月再见。
出处：原载于1935年11月10日《文学时代》创刊号，署名：储安平，P129-132页。
附二：告别辞
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听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
我们也想在此地抱歉，因为我们不知道应当把错处丢在谁肩上。同时，我们也相信，这六期里我们所表现的诚恳与认真，是可以得到任何人的谅解的。我们也不想露示什么惋惜：我们虚心地接受环境的教训。
上面是编辑者应有的告别辞。至于书店方面，听说七月中又有一个新刊物来增添出版界的热闹，我们以十二分诚意来代为广告，并祝他们的成功。
我们尚有一件事要声明的，那便是邵洵美先生译的《夫妇之间》，为了他个人的关系，不能在六期中续完；但是我们已得到书店方面的同意，将来全书出版时，凡文学时代定户均有享六折之权利。
亲爱的读者，暂别吧！
出处：原载于1936年4月《文学时代》第1卷第6期，无署名，P141页。
《文学时代》（月刊）于1935年11月10日创刊于上海，文学类刊物，停刊时间为1936年4月。该刊的主编为储安平，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公司位于上海福州路三零零号，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是邵洵美主办的，《文学时代》是此公司七大杂志之一。主要投稿人有老舍、邵洵美、项美丽、臧克家、季羡林、郁达夫、孙毓棠等著名文学家，第6期出版后，储安平远赴英国，刊物后继无人，就此中断。
全国报刊索引——《文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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